作者：徐谷明     來源：中國經濟時報  

　　2007年至今，農產品漲價一直牽動著人們的神經。先是國內食用油和豬肉紛紛漲價讓老百姓緊張，緊接著2008年伊始，全世界都在為大米漲價而慌成一團，對此專家的評論是，“美國用玉米打垮世界”。 

　　與此同時，產業界和學術界都卷入了一場對外資控制國內農業生產鏈“利弊”的爭論。毫無疑問，農產品的競爭需要大量的資金投入，沒有金融產業的參與和強有力的資本運作，農業產業化只能是空想。對此，江西省政府發展研究中心綜合處處長李開平在接受中國經濟時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國內農業正處于跨越階段的“臨界點”，搞活農村金融市場至關重要。 

　　此外，記者在江西省采訪期間，無論農民、企業家還是政府官員，對于當下農業產業化和農產品“炙手可熱”的現狀并不是很樂觀，認為資金匱乏仍是**大瓶頸。對此，有專家表示，中國農村金融的改革和發展**為失敗又**為迫切，農民對于銀行缺乏信用，除了抵押物資源不足，兩者之間信息不對稱，管理半徑過長，“農民有著很好的信用，但是這種信用很難超出地緣乃至業緣的邊界。”

　　農業跨越“臨界點”凸顯

　　近期，國內一直關注CPI(消費者物價指數)持續偏高的問題，保障農產品供應成為今年中央一號文件的核心內容，李開平稱：“這不同于往年，我們應該意識到，重新認識農業產業的時候到了，當下農村正醞釀著一場深刻的生產方式革命，即以往千家萬戶的傳統生產模式向現代適度規模的專業生產方式轉變的‘臨界點’到了。” 

　　在江西省農業產業化重點縣——萬年，湖云人牧業有限公司總經理毛根發深有體會地對記者說：“這種趨勢在養豬行業**為明顯。” 

　　他解釋說，2007年至今豬肉大幅漲價，除了眾所周知的飼料價格上漲、生豬生產的周期性波動和2006年夏爆發藍耳病導致生豬存欄下降，關鍵還是以前家家戶戶散養的傳統模式急速退出。現在很多村子都很難找到幾頭豬，而現代化規模養殖沒有很好跟上，導致養豬總量嚴重不足，生豬供應比例失調，至今豬肉價格還維持在高位。 

　　據悉，萬年縣是傳統的生豬養殖大縣，是江西省四大生豬出口基地縣之一，現有年出欄萬頭以上的規模豬場15個，2007年出欄生豬達40多萬頭。該縣一些養殖大戶在原生豬協會的基礎上成立了萬年生豬集團，萬年吉星種豬有限公司負責人汪世彪擔任了集團董事長。 

　　“農戶傳統的庭院養殖模式急速消亡，”汪世彪介紹說，按照以往每戶散養年出欄10頭生豬，豐年盈利150元/頭，災年虧損100元/頭核算，養豬年平均收入在800元左右，再加上其他農業等純收入2200元，總計3000多元，“這也就是外出打工3個月的收入，這些都迫使農村大部分年輕力壯的村民外出打工，在農產品供應不足情況下，農業生產的規模化經營成了必然選擇。”

　　除了豬肉外，近期人們長期忽略的大米在國際貿易中價格一直上揚，高價大米導致全世界慌成一團，如2008年伊始，越南、印度和緬甸等主要大米出口國消減了外銷計劃，致使國際米價飆升了50%，相比去年同期，國際大米價格已經上漲近一倍，而國際小麥的價格漲幅更是超過140%。

　　國際米價高漲，但國內大米價格并沒有上漲，東北地區還出現了“賣糧難”、甚至收購價格“下跌”的現象，國內農民種糧積極性逐年減弱。“自家責任田也就解決口糧問題，商品糧越來越多依靠種糧大戶，大米現在只有集約化生產，走品牌之路才能獲取更大的利潤。”作為江西省十大農業龍頭企業之一，萬年貢米集團總經理蔡陽厚介紹說。 

　　在萬年縣珠田鄉，大部分村民外出打工了，當地一位種糧大戶介紹說，“起碼也得100畝的規模才有效益可言，尤其這兩年農資漲得厲害。” 

　　去年江西省政府辦公廳、省政府發展研究中心和省農業廳等部門組成農業產業化調研組，涉及范圍有山東蔬菜業、河南糧食加工產業和江蘇、安徽等4個省以及省內8個設區市。李開平介紹說，調研的目的是了解現今農業龍頭企業的輻射帶動能力，“大約70%以上的農戶基本放棄了傳統農業，這才出現農產品供應偏緊的狀況。” 

　　如此，由于市場原因農民自愿放棄傳統生產模式，使得現代化規模生產成為可能。那么這種潛力有多大呢？新希望（愛股,行情,資訊）集團董事長劉永好在一份呈交中央有關部門的6000多字報告中保守估計，如果生產規模擴大100倍，按照農村原先2億個生產單位將減少到200萬個，每個單位的銷售收入至少增加110倍，收益增長150倍，中國農業產業化將大大加快，農民也將從根本上致富。 

　　記者采訪的專家和養殖大戶基本上同意劉永好的觀點，“現在一般養殖戶規模都在200頭左右才能盈利。”萬年縣農業局方樹榮副局長表示，這個養殖規模基本投入至少也得20多萬元，一般養殖戶很難拿出這么多資金。

　　農村金融新政能否“救贖”農業產業化

　　眾所周知，農村金融市場長期存在諸多弊端，其核心是農民“貸款難”。國有銀行商業化改革后，以盈利**大化為經營目標的這些公司紛紛調整自己的經營戰略，大量撤并農村地區和欠發達地區的分支機構與營業網點，逐步向城市收縮并上收貸款權限，甚至長期承擔農村地區**重要金融職能的農業銀行也不例外。 

　　“現在只剩下農村信用社一家國有金融機構，農民貸款特別難。”李開平說，除一些產業龍頭企業享受每年國家給予的政策性補貼和專項貸款，真正滿足更廣泛的農業產業化發展所需的貸款微乎其微。 

　　近年，國家為了支持農業發展，對現有的金融體制進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例如中國農業銀行改制、信用社改革、成立郵政儲蓄銀行以及3種新型金融機構(村鎮銀行、小額貸款公司、農村資金互助社)的設立等，其目的是為了引導資金流向農村。 

　　一般而言，對于現發展階段的中國而言，**有競爭力的產業是勞動密集型產業，其中包括處于產業化“臨界點”的農業，農戶也許只有幾千元或者幾萬元就可以開始生產。由于市場定位和歷史原因，農村信用聯合社對于農業產業化作用首當其沖。 

　　記者來到江西省水產養殖大縣——九江市彭澤縣，當地一位姓張的養殖戶介紹，以前信用社給予單戶的養殖貸款一般不超過3萬元，即使是大戶也不超過10萬元，由于水產養殖成本較高，僅飼料一項每年每畝的成本就在3500元，再加上增氧機、水泵等設備費用，“一般規模養殖50畝的話，差不多30萬元，單憑養殖戶自我積累很難發展起來。” 

　　此外，農民在不具備銀行要求的抵押物的情況下，聯合擔保貸款成為一種不錯的選擇，當地信用社在對水產養殖行業的情況摸底后確認可以給予該縣養殖協會提供聯保貸款，那位姓張的養殖戶說，“由協會成員自籌貸款擔保基金，每位成員繳納不少于3萬元的擔保基金，可以通過合作社取得擔保基金4倍以上的貸款，一般養殖戶貸款額度可以放大到12萬元到40萬元之間。” 

　　對于這種“龍頭企業(專業合作社)+擔保公司+銀行+農戶”的農村金融模式，汪世彪也表示了認同，“我們生豬協會也已經把這個申請報告提交給省農業銀行，差不多快批下來了。” 

　　這種模式主要是基于《擔保法》中規定擔保機構對單個企業提供的擔保責任金額**高不得超過擔保機構自身實收資本的10%，即龍頭企業或者合作社“以一當十”的貸款杠桿功效。據悉，國內學術界對于該模式給予很高的評價，剛正式赴任世界銀行高級副行長的林毅夫曾為此遞交過一份《推廣龍頭企業擔保公司，增加農民收入，緩解三農問題》的提案。 

　　然而，李開平表示了疑義，“在現有的發展情況下，這種模式并不具普遍性，早些年江西也嘗試過成立擔保公司解決農村金融問題，但可持續性較差，前提是這個龍頭企業或者合作社比較有實力，實際上沒有幾個農業企業能夠一直強勢。”李的擔心也不無道理，記者在采訪中得知這些成功案例更多具有“示范性”和“扶強做大”的意義，對于更為廣泛的中小農業產業化企業操作性不強，其中關鍵還在政府方面。 

　　萬年縣委書記陳榮高向記者透露，萬年縣生豬、貢米和珍珠三大產業已分別組成了產業集團公司，通過“龍頭企業+專業合作社+農戶”的模式加快發展農業產業化，“要是條件成熟的話，可以考慮整合資源上市”。 

　　對于農村金融“新政”，無論是政府還是學界，都對村鎮銀行、小額貸款公司和農村資金互助社這三種新型金融機構寄予較高的期望。 

　　據悉，在上述三種新型金融機構中，現階段江西省僅有一家村鎮銀行——修水九銀村鎮銀行有限責任公司。毛根發介紹，“村鎮銀行，聽說了，也和一些縣里的領導和銀行討論過這件事情，但是這類銀行對于像我們這樣的產業資本有嚴格的股權比例限制，肯定對于農業產業化發展有限制。”

　　毛的擔心也暴露了金融制度上的“悖論”，即商業銀行以盈利為目標，控股村鎮銀行不但出資還得背負所有債務，銀行的責任和權益存在極大的不對等。可想而知，寄望商業銀行積極地投資經營村鎮銀行是一種奢望，村鎮銀行對于農業產業化的推動力有限。

　　加快產業資本融入農村金融，激活農村“沉睡”資本

　　在采訪期間，很多農戶對于農業產業化前景表示看好，但是都苦于沒有資金。其實，問題“癥結”并不是農村沒有資金。對此，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經濟研究部部長韓俊近日在談及外資控制中國農業時對媒體解釋說，“目前影響中國農業發展的兩個難題，一是國家金融管制太嚴格；二是國家對農業企業支持力度不夠。” 

　　對于韓俊所說的“金融管制太嚴格”問題，李開平表示了認同，“其實現在農民不缺錢，缺的是‘太多’的錢沒有地方用。”究其原因，依照國務院研究室2006年4月份發布的《中國農民工調研報告》，目前中國外出農民工數量為1.2億人左右，如果加上在本地鄉鎮企業就業的農村勞動力，農民工總數大約為2億人。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宏觀室主任黨國英保守估計，這些外出務工人員帶回農村的資金，“每年在8000億元左右。” 

　　若加上逐年累積，農民手里的資金是驚人的，但是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每年從城市流回農村的資金要么大部分用于建造樓房，而很多樓房常年空置；要么存放在郵政儲蓄所，再從農村“抽調”到城市。很多接受采訪的農戶和養殖戶都表示，這些“沉睡”的資金很少用于農業生產。 

　　農業由于其基礎產業地位，無一例外受到各國政府的重視，發達國家盡管市場化程度高，農業機械化程度高，但是他們在長期發展農業實踐中，始終緊緊把握著農民協會、規模加工、金融后盾三大利器，使農產品在國內外市場顯現強大的競爭力。 

　　近期鬧得沸沸揚揚的“世界糧食危機”就是**好的例證，正如專家們一針見血地指出，“這是美國用玉米打垮世界”。 

　　據悉，萬年縣政府去年曾組織一批本地農民專業合作社骨干和農業系統工作人員赴上海學習先進經驗，在談及上海之行的體會時，很多學員認為，“**大的收獲是知道國外農業協會除了組織農民和產品統一加工之外，更厲害的是可以辦銀行，把分散的社會資金引向農業。” 

　　據悉，“農協金融”在解決日本和韓國為代表的東亞小農社會的“三農”問題和繁榮農村經濟中功不可沒。其中，韓國的農民合作組織和農村金融業關系表現為，農協開設銀行業務、信托業務、國際金融以及以農民組合成員為對象的相互金融業務，為經營規模小的農民提供信用保證業務等。

　　值得一提的是，在韓國的農協金融業中，基層農協的互助金融業發展**快，所占比重**大，在農業金融業中的作用也**大。

　　在喚醒農村“沉睡資本”的問題上，國內很多農業企業家和專家都認為，隨著農村資金的回流和通過農民聯合使資金、勞動力、土地和市場相應組織起來，農民就會由過去分散狀態下被動地適應市場和盲目地結構調整，轉變為主導市場和按照專業化生產要求進行分工分業聯合進行協作生產。 

　　對此，萬年貢米集團總經理蔡陽厚認為，農村經濟“資本”固然短缺，但是農村資金是充裕的，因此，可以盡量依托地緣、業緣關系發展和規范合作社，包括發展和規范合作金融業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