憶崢嶸改革歲月

茅以軾

讀張維迎的《價格、市場與企業家》，把我帶回到1980年代初的激動人心的改革浪潮之中。中國經過了萬馬齊喑的文革時代，終于開啟了歷史的新篇。被壓抑了幾十年的自由思想有了萌發的機會。也只有在這種背景下，中國才有可能走上改革之路。當時我是年過五十的進入老年的知識分子，帶著滿身的傷痕, 像歡迎朝陽那樣地呼吸著改革帶來的新鮮空氣。而張維迎則剛過二十多歲，用充滿好奇的眼光, 觀察著這個激烈變動中的世界，試圖把他在大學里學到的經濟學理論應用于當前現實問題的分析。我們這兩種很不相同的年齡、生活經歷和知識準備，但卻有共同的語言，就是對改革的憧憬。

我第一次見到張維迎是1982年2月23日在西安召開的全國數量經濟學年會上。這次年會是我國經濟學界突破傳統經濟學束縛，取得重要發展的一個里程碑。今天大家聽起來一定感覺可笑，現代經濟學思想在中國的傳播是以數量經濟學為突破口的。因為文字的經濟學被傳統理論界封鎖得很嚴密, 只有用數學稍微有點自由度，因為當時搞傳統經濟學的學者多半不懂數學，一看數學符號就頭痛，就不再往下看了。所以用數學的文章容易通過檢查，從網眼里漏出來。這次會議有許多后來成為中國經濟學界學科帶頭人的重要經濟學家，像楊小凱、田國強、王國鄉、劉世錦、還有史樹中、王書瑤、于清文、張紀岳、周述實、馮文權、胡傳機、錢志高等人。

那時候講西方經濟學(應該是現代主流經濟學)是要冒風險的，不像現在各個大學都在課堂上堂而皇之地講。那次會議實際上是一次傳統經濟學和現代經濟學的斗爭會。我是我們小組的副組長，另外有一位正組長。兩個組長代表了兩種不同的看法。結果當然無所謂勝負，但是確實給現代經濟學在中國的發展打開了一條生路。

張維迎當時還是西北大學經濟學的研究生。經濟系的研究生很多，讓張維迎參加這次會議，顯然因為他與眾不同。他的導師何煉成先生受到大家的尊敬，主要因為何老師善于識別人才，而且不拘一格。那時候學校里教的主要內容還是傳統的政治經濟學。但是何老師鼓勵新思想，不怕離經叛道。張維迎就是正在兩種經濟學中進行認真思考和慎重選擇的時刻。他在小組會上發言題目是：馬克思主義和數量經濟學關系中的幾個理論問題。他的發言獲得普遍的稱贊，并且被推選代表小組到大會去發言。從那時候起，我就對這個年輕人有了深刻印象。

回到北京一年多后，大概是1983年8月，聽說張維迎出事了。他寫了一篇“為錢正名”的文章，無非說明錢是價值的客觀度量，大家為創造財富而賺錢是很正常的，不應該回避錢，把它看成是什么壞東西。但是此文被省里的某個領導點了名，于是鋪天蓋地的批判文章哄然而起，不但在陜西省，在全國都展開了批判。我在北京很為他不平，就寫了文章支持他，但是發表不出來。從那兒以后我把他看成是經濟改革的戰友，不是一般的朋友了。今天看來，我國的改革絕不是一帆風順的。任何一點微小的進步都會遭遇巨大的阻力，改革的新思想總會被那些自認為一貫正確的堅持派視為大逆不道。盡管隨著改革的向前發展，證明新認識是對的，但是從來沒有人給改革派平過反。到了下一次新舊思想發生沖突時又是改革派被批，堅持派儼然以一貫正確的姿態出現。改革中**重要的兩次沖突是要不要放棄計劃經濟接受市場經濟，和要不要發展民營經濟，民營企業和國家企業平等對待。今天的事實已經完全證明了市場經濟和民營經濟的道路是對的，但是在這兩次爭論中傷害了許多人，有的被批判，有的被罰款，有的書被禁，至今沒有改正。

從批判“為錢正名”以后，張維迎很快地成長起來。他后來表現的學術上的堅忍不拔精神，我相信和這次受到的批判有關。我們之間有了更多的共同語言。他和我不斷有書信往來，展開了許多討論，內容主要是關于現代經濟學的學習和改革中的問題。1984年底張維迎研究生畢業分配到北京工作，接觸的機會更多了，幾乎每星期都會碰幾次頭。記得經常往來的還有宋國清、張敢明、栗樹和、梁天征等。1984年國務院技術經濟研究中心的丁寧寧邀請我參加能源組的活動，張維迎有關雙軌制價格改革的文章有機會通過我帶到國務院的中心發表。特別是關于價格改革的爭論是當時的中心議題。應該承認，我那時候對價格雙軌制的認識還是很初淺的，只是感覺價格改不動，一切都無從談起，必須想辦法突破這個僵局。雙軌制是能夠突破障礙的一個可行方案，但當時并沒有懂得這是一個帕雷托改進，更沒有想到將來如何并軌，以及并軌中可能發生的官倒和貪污腐化問題。

微觀經濟學的核心是價格理論。我提出的擇優分配原理從理論上很直接地解決了價格能夠**優分配資源的道理。但是現實生活遠遠比理論豐富。在從計劃經濟過渡到市場經濟，從全面公有制過渡到多種經濟成分并存的混合所有制，價格的過渡性變化是豐富多彩的。記得那時候張維迎寫過一篇文章，論證公費報銷會導致價格扭曲。在西方的市場經濟中公費報銷雖然也有，但是數量很少，不足以影響到整個價格系統的均衡。然而在全面公有制的中國，公費報銷數量大，足以影響均衡價格。他的這篇文章清楚地說明公有制和市場經濟的沖突。

慢慢地現代經濟學在中國站穩了腳跟，它的主要貢獻是確立了改革的目標，承認分散決策和自利行為，在市場規則被遵照的條件下，能夠導致資源的**優配置。然而目標的確立并不等于目標能夠實現。如何從計劃經濟的現狀轉變為市場經濟完全是另外一個問題。這是一個動態問題，和微觀經濟學的一般均衡理論所表達的靜態問題完全不同，而且這兒沒有任何理論可以指導。鄧小平先生提出來的摸著石頭過河準確地說明了這一狀況。比如， 經濟改革中應該先放開價格管制，還是先解決所有制，這兒沒有現成的理論，恐怕不同的國家會有不同的解。這個動態過程事實上是一個博弈過程。它的發展視當時當地的具體條件而定。

從這個意義上來看，主流經濟學對改革的指導作用是相當有限的。一旦方向確定了，剩下的事基本上是一個博弈過程，而且是多個參與者，多個策略，極其復雜的博弈。1987—1988年時，市場化的改革方向大致已經確定，價格改革的方向也放棄了成本定價，接受了市場交換價格的概念。當時更多的問題是實施。張維迎逐漸把興趣轉移到博弈論。1990年改革進入低調，他花了很大的精力閱讀一本影印的青木昌彥的《非合作博弈企業理論》，他讀完后介紹給我，在去英國時就把這本影印本留給了我。可是我為別的事忙，沒有仔細讀。他攻讀博士學位的主修課是產業組織理論和企業理論，而所用的學科則屬于信息經濟學和博弈論。他在為《詹姆斯·莫里斯論文精選》一書所作的前言中說： 如果說信息經濟學與博弈論有什么不同的話，這種不同主要表現在研究的著眼點上：博弈論是方法論導向的，而信息經濟學是問題導向的。

張維迎在研究企業的時候，越來越感到法律在經濟中的重要性。他又關注法學，寫出了《產權、政府與信譽》和《信息、信任與法律》。從張維迎治學的軌跡可以看出中國改革重心的轉移。的確，以我之見，當今中國改革的核心問題已經不是經濟問題，而是法律問題。許多學者要求進行政治體制改革，認為政治體制不改革，經濟將走入僵局。也正是這種判斷的反映。

前面說到，主流經濟學的主要作用只是改革目標的確定，一旦目標確定它的用場就很有限了。目標是靜態的，過程是動態的。動態問題遠比靜態問題難解得多。中國的經濟改革內容非常豐富，這是人類歷史中幾乎是惟一的現象。但是要科學地總結并不容易，至今還沒有看到對這一動態過程的理論歸納。如果說中國人要得諾貝爾經濟學獎，恐怕要從改革轉變過程中的博弈去發現。

在改革的進程中發生了許多困難，特別是帕雷托改進的機會已經用盡，改革開始損害某部分人的利益時，對改革的方向和目標提出了懷疑。這就是當前我國改革所面臨的形勢。由于貧富差距擴大，工農大眾的收入增加幅度不大，腐敗問題沒有明顯好轉，而豪富們揮霍浪費，社會不公明顯暴露。這時候許多人對改革的目標感到懷疑：是不是我們走錯了路，該不該往回走，過一個比較平均的日子？這時候目標的重要性重新顯露。到底是目標錯了還是過程中的問題？對主流經濟學堅信的人會主張原來的改革方向，并指出問題是法治的松弛；沒有法治的市場將是拉美式的，壞的市場經濟。

在這場爭論之中張維迎堅定地站在維護原定改革方向的一面，受到不少誤解。對他的主要批評是認為他是為富人的利益說話。其實，學術和科學是利益中性的。該怎么說就得怎么說。相反有些討好公眾的人倒是常常昧心說假話，把是非搞亂。這才是危險的。我們在全力以赴地保護窮人的時候(我國窮人的權益常常嚴重地被侵犯)，不能侵犯富人的權益。如果我們不是把窮人和富人一視同仁，而是彼此對立，發動工農大眾清算富人，我們將重新陷入革命，反革命，反反革命，這萬劫不復的深淵。中國幾千年的歷史就是這么一部彼此殘殺的歷史，人的心思都用來人斗人了，還有什么功夫去想怎么提高生產力，創造財富！

清算富人的結果是大家一塊兒受窮，社會上再也沒有富人了。改革前誰有膽子當富人？當了富人就要挨批斗，不但自己挨批斗，子女和子女的子女，一代代下去都不許上大學，不得參軍，更談不上出國，甚至還要挨批斗。所以改革前中國已經徹底地消滅了富人, 真正變成一個窮人國了。今天的富人全都是過去的窮人變的，甚至相當一部分是當時的“弱勢群體”變來的。上世紀80年代是沒有門路進政府和國營企業的人才去創業做生意。難道我們還想回到那種狀態嗎？我們愿意窮人永遠當窮人，還是有希望變富人？ 當然是后者。市場經濟一個**大的缺點就是不可能人人都是富人，社會上總有窮人。不論這個社會有多富，窮人還是難于避免。至少未來五十年里這種狀況是很難改變的。

不談學問，就拿做人來講，張維迎是非常同情窮人的。他自己就是從陜北一個窮山溝里苦讀出來的。我前年想注冊一個扶貧基金會。得到張維迎慷慨出資十萬元。他不但自己出資還幫助我募款一百萬。他那熱心扶貧的精神使我極其感動。我想這和他的出身有關。有些人口口聲聲為窮人吶喊，但不見行動。不過對社會來講，一個學者重要的倒不是參不參與扶貧，而是要敢說真話，要有良知，要對社會負責任，而不是只想著自己的得失名利，迎合時髦。可惜的是群眾往往不明白誰是真正維護他們利益的人，而社會的先知先覺往往成為歷史的犧牲品。這才是真正可悲的啊！

——摘自《經濟觀察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