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農業已進入高成本時代。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我國農業投入產出環境發生了轉折性變化，**突出的就是各類農產品投入量的增長普遍高于產出的增長，農業的收益率出現了趨勢性下降。從1995年到2011年，我國三種糧食、大豆、油料、棉花、糖料、蔬菜等6類農產品每畝產出量分別增長了29.1%、32.8%、36.6%、-2.8%、26%、26%，而同期每畝投入量即總成本，按照可比價格計算，分別增長了110.2%、91.8%、83.5%、80.5%、102.6%和124.6%。每畝投入量增長都在產出量增長的1.3倍以上，其中大豆達到了3.8倍，蔬菜2.9倍，三種糧食2.8倍。

　　種子、化肥、農藥、農膜、機械作業、排灌、土地租金、勞動成本等直接生產成本是推動農業生產總成本上升的主要因素，占總成本80%以上，近幾年還有上升勢頭。除此之外，機會成本增加也是一個不可忽視的重要原因。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農業部門的勞動力已不再是無限供給，農業勞動力從1991年的39098萬人減少到2011年的26594萬人，21年共減少了12504萬人。農業部門勞動力的減少和非農業部門勞動就業量的增加，既直接提升了農業的勞動成本，也大大提高了農業的機會成本。近年來，農民從事非農勞動的收入大幅上升，來自非農的收入增長速度遠遠高于來自農業的收入增速，由此引發農民“厭農”、“棄農”傾向。例如，在東部沿海地區，農民工在非農產業做純體力勞動一天平均掙100塊錢，技術工150到200塊錢;中西部地區的農民工純體力勞動一天平均70塊錢，技術工100到150塊錢。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農民種一畝糧食得到純收入（勞動加利潤）500元，兩季1000元;種一畝棉花純收入1000元，種一畝油料純收入800元，也就是說，農民進城打工半個月就可以穩穩賺到超過一畝地的年純收入。非農產業工資收入的快速提高，拉動了農業勞動成本的迅速上漲。比如在新疆摘一斤棉花的勞務費已由0.1元漲至1元，在陜西給蘋果套袋一天勞務費由20元增加到70元左右。可以想象，隨著我國城鎮化的進程和人口結構的變化，農業高成本局面將很難扭轉。

　　近10多年的經驗表明，在土地資源不斷減少和農業勞動力供給下降情況下，我國農業產出必然會越來越多地依靠投入獲得增長。面對農業高成本時代的到來，我們這樣一個有著13億多人口的大國必須做到有效應對。

　　首先，不能像有些人提出的放開管制、完全通過國際農產品市場來解決。

　　這是因為，在完全開放的市場競爭環境下，如果一個經濟體的農業投入持續增加，產品成本不斷上揚，比較效益連續下降，該經濟體的農業**終會被其他有比較優勢經濟體的農業所替代。另外，且不說目前世界上還沒有一個完全開放的農產品市場競爭環境，僅中國的國情就決定了我們不可能將國內農產品供給全部放在完全開放的市場競爭環境中，一些主要農產品還是要靠國內生產來滿足，對這些農產品保持較高的自給率是必然的戰略選擇。

　　其次，要積極主動謀劃，制定實施科學、合理的政策措施。

　　實行高農價、高補貼的制度安排。中國農業**終要走一條東亞型的發展道路，這條發展道路的特點可概括為四高：高投入、高成本、高補貼、高農價。從日本、韓國和我國臺灣地區的發展經驗看，東亞國家和地區由于人多耕地資源高度稀缺，這些國家即使是在實現了城市化以后，人均耕地面積也大大少于土地資源富裕型國家，為了在極少的土地空間上生產出國內所需的農產品，不得不選擇高投入、高成本的農業發展路徑。而千家萬戶分散的小農難以承擔由“兩高”帶來的經濟風險，政府就想盡辦法對農業實施補貼政策，同時還通過邊境保護抬高農產品價格，高補貼、高農價便應運而生。從過去12年我國農業發展實踐看，農業收入80%以上都是靠提高價格獲取的，那種既不想讓農產品漲價，又不想提升補貼，同時還想讓農民增加農產品供給的路徑在現實中是難以找到的。因此，對農業實行高農價、高補貼的制度安排具有必然性。

　　適度擴大利用世界農業資源的規模和范圍。隨著城鎮化和工業化的深入推進，完全依靠本國農業來滿足自身需要將越來越困難，付出的環境代價也越來越高昂。必須充分利用世界農業資源，適度擴大一些農產品的進口數量，以滿足國內市場日益增長的需要。中國農業既缺地又缺水，在保障國內主要農產品供給安全的前提下，應該增加一些土地密集型農產品的進口，以減緩國內土地資源緊張的壓力，同時還應減少耗水型工業品出口的規模，以緩解國內水資源供求矛盾。根據測算，2001年到2010年，通過世界市場，我們進口了數量可觀的農產品。今后，我們還可以適當增加一些農產品的進口量，以騰出空間確保糧食等重要農產品的供給安全。

　　發展高端農業，走高附加值之路。任何產業發展**終都是要獲利的。農業也不例外，除了國家對糧食等重要少數農產品采取高農價、高補貼之外，大多數農產品的發展，要根據城鄉居民收入和消費結構的變化，走高端化、分層化、綠色化之路，也只有通過發展優質高附加值的農產品，才能從高投入、高成本中獲得高收入。隨著城鄉居民收入的增長，我國的居民消費結構正在從生存型向發展型、享受型轉化，社會對農產品的需求已經從過去的吃飽、穿暖向安全、健康、營養、可靠方向轉換，特別是我國正在形成一個龐大的中高收入者群體，對農產品的需求層次更高、支付能力更強，為高附加值農產品的發展提供了巨大的市場空間。

　　事實上，近年來全國各地農業發展已經出現了高端化、分層化、綠色化的雛形。比如雞蛋、豬肉、大米市場已經開始分層，雞蛋分籠養雞蛋、柴雞蛋、放養配方雞蛋;豬肉分圈養豬、放養豬等;大米分有機米、綠色米、普通米;小麥種植也有了分化傾向。山東平度市種植引進的黑小麥加工后每斤賣10元人民幣;北大荒米業生產的有機大米**貴有80多元一公斤，**低價格也15、16元一公斤;吉林省精氣神有機農業股份有限公司生產的山黑豬，五花肉一公斤標價100元，還供不應求。

　　當前，要通過政策引導和支持，進一步均衡配置資源，使我國農業逐步形成一種分層化的格局，一部分資源用于生產普通農產品，另一部分資源被配置到中高端鏈條上生產優質高附加值農產品。相關政府部門要積極參與進來。一是各級政府要提供財力支持，建立不同形式的高端農業發展專項基金，專門引導各地發展高端農業，實現分層化發展。二是促進農業加快科技創新，沒有科技創新發展高端農業是不可能的，要支持科研、推廣、培訓等環節，培育中介技術服務組織，通過中介技術服務組織來促進高端農業的發展。三是引導工商資本、民營企業進入農業領域發展高端農業。四是制定高端農產品技術標準，為發展優質高附加值農業提供支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