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媒體報道，隨著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規模日趨增大，用于種糧的面積呈逐年下降趨勢，在一些糧食主產省尤為明顯。很多地方將流轉土地用于發展效益較高的經濟作物，或用于發展休閑農業，導致耕地的“非糧化”呈發展態勢。導致“非糧化”現象的原因是什么？土地流轉與耕地“非糧化”趨勢之間有無聯系？怎樣緩解“非糧”耕地比例上升的趨勢？土地流轉對保障糧食安全起到了多大作用？圍繞這些問題，光明網記者采訪了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副院長，博士生導師鄭風田教授，以下為訪談實錄。

　　在種糧收益低的現實背景下，貿然擴大土地流轉比例確實會加速“非糧化”趨勢

　　現在各地土地流轉中的“非糧化”現象是很明顯的，我們曾經做過多次調研，結果顯示不少地方流轉中的土地比例是很大的，有的地區可能40%都是非糧化，而且有愈演愈烈的趨勢。那么，土地流轉與耕地“非糧化”的趨勢之間是否有必然的聯系呢？我認為，就目前情況來說，各地貿然擴大土地流轉的比例，甚至政府下達指標“硬性攤派”，確實會加速“非糧化”趨勢的發展。這個結論的得出有三個現實背景：

　　一是現在我國糧食生產中存在著一種“新功能剪刀差”現象，也就是種植糧食與經濟作物的收入差距越來越大，農民種糧與出外打工的收益差距也越來越大，糧價上漲的速度趕不上農資價格上漲的速度。這個“新剪刀差”導致了種糧獲得的經濟效益越來越低。很多人講，中國的糧食生產已經成為一種“福利產品”，農民種糧其實是為其他人做福利。在所有的農產品中，小麥種植的經濟效益是**低的，種大豆、玉米、大米等也不賺錢。

　　二是參加土地流轉的農戶是要給予其一定的租金的。由于各地經濟水平不同，租金的給付標準也差別較大，例如北京農村一畝地的租金已經達到2000元，東北農村一畝地租金普遍是1000元，河南農村一畝地的租金在600-700元，但總體來說，土地流轉付給農戶的租金也是很大一筆費用。我們可以算一筆賬，目前在一年兩熟的地區，種一畝小麥一年大概能取得1000多塊的收入，那么除去勞動力成本和土地的租金，基本上賺不了錢。在東北這種一年一熟的地方，收益就更少了。所以當企業和種田大戶拿到土地以后，如果單純種植糧食，往往會虧本。

　　三是“反向關系”的作用。發展中國家的糧食生產經常遵循一種規律，就是糧食單產和每畝給農民帶來的收入剛好跟土地面積是反向的，國際學界稱之為“反向關系”。如果農民經營的土地面積越大，那么糧食單產反而會越低，每畝的收入也會越低。如果農民經營的土地面積小，反而可以精耕細作。打個比方，就像你家里有一個孩子和你家里有十個孩子一樣，自然是對一個孩子的照顧比對十個孩子的要好。根據我們的調研結果顯示，糧食生產擴大規模經營的，基本上不會產生所謂的“規模報酬遞增”的問題。也就是說，你種五十畝小麥和你種五畝小麥相比，并不會帶來每畝產量的提高。如果通過土地流轉，種糧大戶將小戶的土地集中租用，擴大糧食種植規模，單產和每畝收入反而不會增加多少。

　　所以在新功能剪刀差導致種糧收益低、租金無法消化、反向關系造成無法出現規模報酬遞增現象這三個背景之下，流轉的土地如果都用來種糧食的話，無法獲得經濟效益，只能轉為種植收益較高的經濟作物，或者用于發展休閑農業等產業，這也是造成耕地“非糧化”趨勢的**主要原因。

　　劃定基本農田、補貼種糧大戶可緩和“非糧”耕地比例直線上升趨勢

　　現在我國各地土地流轉的規模都在迅速增加，糧食種植越來越少，如果不采取措施來遏制“非糧化”現象，就會對整個國家的糧食安全造成影響。首要的就是要通過制度保障糧田面積，政府在開展土地流轉前就要劃定基本農田，嚴格保護起來，做到總量不減少，用途不改變，無論是否流轉，無論由誰來經營，都只能種糧食。

　　基本農田的質量也要有所提高。2013年，國務院批復了《國家農業綜合開發高標準農田建設規劃》，提出到2020年，全國將改造中低產田、建設高標準農田4億畝，主要建設內容有改良土壤、建設灌排設施、整修田間道路、完善農田防護與生態系統、配套農田輸配電設施、加強農業科技服務、強化后續管護等。這個規劃要是真能落實下去的話，不僅能提高耕地的生產效率，增加農民收入，激發他們種糧的熱情，也可以進一步保障主要農產品的有效供給。

　　對種糧大戶進行一定的流轉費用補貼也是必要的。現在國家已經意識到這個問題，并出臺了相應的政策。這些大戶多種了地，多生產出了糧食，為國家做出了貢獻，但個人收入卻沒有提高多少，自然要給他們一定的補貼和獎勵，來化解土地租金等一部分的經營成本，這樣，“非糧”耕地比例直線上升的趨勢會有所緩和。

　　不能“為流轉而流轉”，提高社會化服務水平比推行土地流轉更有利于糧食安全

　　其實，對于鼓勵糧食生產來說，土地流轉的作用并不顯著。我個人認為，與其擴大土地流轉規模，不如提高社會化服務特別是農機化服務水平。

　　目前農村有兩類農民，第一類是平時出去打工，家里的田則通過購買農機化服務，雇傭其他人來幫忙耕種和收割。這樣打工賺的錢和糧食生產的收益加在一起，一年的收入還算不錯。另一類則是在家種菜、搞養殖，他們的收入比單純種糧食的要好一些。那么對于第一類農民來說，如果農機化服務很差的話，外出打工期間還必須中間回來播種，回來收割，那么很多農民就不愿意種糧食了，只能把地流轉給別人。

　　現在，全國每年撥出200多億用于農機補貼，還是很起作用的，大大激發了農民購買農用機械的積極性。他們購買了大型聯合收割機以后，就組成農民糧食收割聯合社，從南到北跨省去收割。由于各地糧食成熟的時間不同，一干就是一兩個月，收入也是比較好的。農機化服務的發展越來越好，我們可以明顯地看到，外出打工的農民在農忙時也很少回家了，老一代的農民自己手工勞作的也越來越少。

　　我建議，以后各地可以以行政村為單位，組織開展農機化服務。也就是說，不要求每個農戶都購買一套農機設備，而是集中全村的力量來購買，并組織成立農機合作社，這樣就可以把全村各戶的糧食耕種和收割需求都解決了。這樣一來，農民只需要撥打一個電話，就有人用農機來幫忙種和收，自己也可以放心在外面打工，種糧的積極性自然也就提高了，比通過土地流轉人為地把土地集中起來效果會更好。

　　有人說進行土地流轉還有個訴求是解決“誰來種地”問題。其實我覺得這個問題不必太過擔心。我國農村平均勞動力年齡是57歲，而日本是67歲，還比我們大10歲。如果社會化服務建好了，即使家里只有80歲的老人，只要有完善的社會化服務，一樣可以繼續種糧。土地流轉卻往往出問題，企業和一些種糧大戶要租用土地，首先就要付出租金，所以說種糧成本比一般農戶要高得多，他們為了追求利益**大化，必然會將糧田改為它用，“非糧化”的沖動會很高。

　　每一年的兩會上，有關城市“資本下鄉”的問題，中國農業產業部辦公室的回答一直很慎重，都會強調“現在農業經營的主體仍然是家庭經營”。為什么這樣說呢？因為目前家庭經營的成本其實是**低的，小農戶們自己也吃糧，所以把土地留在原本種糧的農戶手中更安全。很多地方政府是“為了流轉而流轉”，不講方法，不問結果，不管成效。但現在我國尚有2億的小農戶，完全可以保障糧食生產的需要，實在沒有必要大范圍地再推行土地流轉了。以家庭經營為主的農業經營結構是**穩定，**有效率的，不應該被輕易打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