秸稈焚燒是一個綜合的社會問題，社會不能只要農業的正面效益，而讓農民完全承擔秸稈禁燒的成本，這對農民來說不公平。當農作物秸稈的利用方式同步跟上農業農村的現代化節奏之后，農作物秸稈就不再是負擔而是財富了，那么秸稈禁燒也就自然變成一個“偽命題”了。

　　每到麥收時節，大量秸稈成為政府和社會“會呼吸的痛”，媒體年年報道，各級政府圍繞秸稈禁燒可下了不少功夫，將責任落實到鎮、村、戶、人，然而禁燒秸稈效果仍不理想。

　　農民以前也燒秸稈，為什么現在演化成突出的環境問題？在以前，秸稈對農民來說，是不大不小的財富：漚制肥料、牲口草料、生產沼氣、和土抹墻，即便用來燒火做飯，也不是集中焚燒，因而從來算不上問題。而如今，隨著生產生活水平的提高，鄉下都用上煤電能源了，家養牲畜也越來越少了，沒有豬圈就談不上用秸稈漚制肥料了。總之，原來在農村不乏用處的秸稈，現在基本上等同于農業垃圾。

　　從財富到垃圾的變化，根源在于農村的生產生活形態發生變化后，秸稈的利用方式沒有同步升級。農業生產具有提供農產品、美化環境、農業教育等多重正的社會效應，但是也不可避免的產生農業秸稈、面源污染、耗水等負面影響。一大車秸稈幾十塊錢，耗時耗力不說，送到秸稈回收利用點還得花掉不少的油錢，直接還田的農機作業又得多花錢。秸稈焚燒是一個綜合的社會問題，社會不能只要農業的正面效益，而讓農民完全承擔秸稈禁燒的成本，這對農民來說不公平。

　　然而在現實中，秸稈的治理方式仍然是“以堵為主”，各地不斷出臺修訂焚燒秸稈的“禁令”，每到麥收和秋收時節，農民“躲貓貓”似的想方設法燒秸稈，基層公務員騎著電動車或摩托車下鄉到處“滅火”，但是并不能有效解決問題。秸稈焚燒的存在不是執法部門的不作為，也不是農民不明道理，根源還在于秸稈回收難、再利用效率低、回收成本高。

　　“堵不如疏”，這個道理大家都懂得，然而秸稈治理的現實是一方面仍然“以堵為主”，另一方面，秸稈“疏”的成本太高。如果不扭轉秸稈治理的方式，或者不降低秸稈利用的成本，秸稈這一老大難問題就不會得到根本解決。當前，秸稈綜合利用主要包括：造紙發電、生物質能源、3D打印等，但是都或多或少存在成本效益、市場和技術的瓶頸，秸稈綜合利用的高效產業鏈還沒能完全建立起來等問題。

　　在這種背景下，根治秸稈焚燒不妨轉換思維，變“禁”為“補”，把用于秸稈禁燒的基層治理經費轉換為對農民不焚燒秸稈的補貼，同時設立針對秸稈綜合利用技術和產業升級的專項補貼。變“禁”為“補”，好處多多。誰都不愿在煙霧彌漫的世界中生活，如果把基層治理秸稈焚燒的經費轉換為對農民的補貼，是幫著農民承擔了部分秸稈有效處理的成本，花小錢辦大事。增加對農民的補貼，也是創新農業支持保護政策、促進農民增收的有效形式。此外，把錢補貼給農民，也有助于緩解秸稈治理造成的干群對立，用更加和諧的方式治理秸稈禁燒。一舉多得，何樂而不為？

　　在加強對農民禁燒秸稈直接補貼的同時，也必須看到，從長遠來說，必須要給秸稈找一個“綠色經濟”的家。因此，也要加大對秸稈綜合利用的專項補貼，一方面加大對秸稈直接還田、秸稈打包等農機購置的補貼力度，主要由財政來承擔秸稈直接還田或秸稈回收的農機成本。另一方面，也要加大對秸稈綜合利用的技術升級和產業培育的專項補貼，鼓勵包括生物質能源和3D打印在內的新型企業業態充分開發秸稈的功能，提高秸稈利用的經濟效益。當農作物秸稈的利用方式同步跟上農業農村的現代化節奏之后，農作物秸稈就不再是負擔而是財富了，那么秸稈禁燒也就自然變成一個“偽命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