甄兆忠出庭接受審判

　　在任十年，他瘋狂虛報冒領小麥、玉米直補款33.5萬元，累計涉及土地面積上萬畝。為大肆斂財，山東省商河縣鄭路鎮斜廟村原黨支部書記甄兆忠不斷觸碰黨紀國法的底線，**終將自己送上被告席。前不久，該案由山東省商河縣檢察院依法提起公訴。2016年7月27日，山東省商河縣法院一審以貪污罪判處被告人甄兆忠有期徒刑三年零十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20萬元。

　　心理失衡，走上歪路

　　現年47歲的甄兆忠是個“老村干”，早在2005年就當上了斜廟村村主任，負責該村村務工作。因為能說會道，在幫助處理村里一些家長里短的事情上比較熱心，他很快得到村民的擁護和信任。2007年至2011年，他擔任村黨支部書記兼村主任，2011年至2014年，擔任村支部書記。

　　成為一名村干部，為村民們服務，在很多村民眼里是件非常榮耀的事。甄兆忠一開始也是這樣想的，他想履行好自己的職責，在村干部位子上為村民們多做一些實事。然而，看著村里很多人經濟條件好起來，家里蓋起新房，出入開著好車，他沒有感到高興欣慰，反而嫉妒別人日子過得比自己好。

　　據甄兆忠案發后交代，他一想到自己家還是住了20多年的老房子，出行的工具還是一輛騎了多年的破舊摩托車，心里就特別不平衡，總以為自己張羅著為村里修了廣場和水泥路，應該得到回報。特別是每當看到很多能力不如自己的人過著非常富足的生活，而自己身為一村之長，卻連翻修自家老房子的錢都沒有，心里更覺得憋屈。覺得吃虧就開始找補，甄兆忠**大的心事就是想方設法讓自己的生活好起來。致富心切加自律不嚴，使“想方設法”變成了“不擇手段”。

　　近年來，國家為調動農民種糧的積極性，對種植小麥、玉米等糧食作物的群眾，按照種植面積大小發放直補款。斜廟村是一個大村，全村人口超過1700人。看到每年有大量的錢款補貼給村民，甄兆忠認為這是一個迅速發家致富的好門路，既不用操心受累，還來錢很快，就把歪腦筋動在這些補貼款上，將國家的惠農政策變成自己謀取私利的工具。

　　“第一次犯罪的時間很早，我記得是在2005年。剛開始的時候，我也是戰戰兢兢，生怕被人發現，于是虛報的面積也不是很多。2008年以后，農戶種植棉花和蔬菜的少了，種小麥的增多了，相應的補貼面積也增加了。于是，我在實際增加的基礎上又虛報了一部分。慢慢地就收不住手了，一直虛報下去。”據甄兆忠供述，他起初只是想先弄點錢翻修一下家里的老房子，后來嘗到甜頭，就越來越不滿足，胃口越來越大，家里修建的三層樓、孩子結婚時的開銷、購買家用轎車等大項支出多來源于他貪污的補貼款。

　　據辦案檢察官介紹，甄兆忠在擔任村主任和村支書的十年時間里，貪污數額累計達到33.5萬余元，涉及土地面積上萬畝。

　　選好搭檔，互助斂財

　　為了讓自己的犯罪行為可以更好地掩人耳目，甄兆忠開始盤算給自己找個“搭檔”。合適的人選很快出現了。一次閑聊時，在村委會擔任副主任的苑憲軍(另案處理)向甄兆忠透露，他在村委會干活工資太低，自家經濟條件又比較差，所以準備辭職，外出打工多賺些錢。

　　“何不拉他一起干呢？”接下來的一段時間，甄兆忠多次請苑憲軍到自己家吃飯，一起抱怨工作清苦收入少。幾次試探后，甄兆忠告訴苑憲軍，他想虛報冒領一些補貼款，有錢了才好為村里多做點事，自己也能賺點辛苦費。這想法讓苑憲軍大為贊賞，兩人一拍即合，共同把黑手伸向補貼款。

　　在隨后的犯罪過程中，苑憲軍果然成了甄兆忠的得力助手。在鎮上要為村里增加直補面積的時候，苑憲軍會在實際擴大的種植面積之上再虛報一部分面積，然后將多出來的補貼面積數按甄兆忠的要求分攤到一部分村民名下。由于這些村民領取補貼款的“一卡通”都由甄兆忠保管和支配，兩人這樣做順風順水，非常方便。為了更隱蔽地行事，兩人在冒領補貼款的時候還經常變換村民的姓名，可謂機關算盡。

　　“在分地的第一年，村里各小組長將各戶的實際補貼畝數報到村里，村里制成總表，以后五年就是按照這個表來發放。每年我確定能虛報出多少補貼畝數，然后再提供人名，這些人的‘一卡通’都由我控制和保管，我讓苑憲軍把這些虛報的面積分攤到我提供的人頭下。至于具體怎么分攤、每個人分攤多少，都由苑憲軍來操作。”甄兆忠供述時這樣說。

　　村民的“一卡通”為什么一直在甄兆忠手里呢？原來，為隱瞞犯罪行為，甄兆忠和苑憲軍通常以“辦理農村醫保”“辦理低保”等作為幌子，利用村民對他們的信任，把村民的身份證收集上來，拿去辦理領取補貼款的“一卡通”。而后，兩人再以手續繁瑣沒能成功辦理為托詞，將身份證還給村民，把“一卡通”扣下，使村民對自己“被領取”了“一卡通”的情況毫無覺察。直到案發時，有些村民還被蒙在鼓里，以為甄憲二人是為村里辦實事的好干部。

　　“2009年，我開始幫甄兆忠虛報小麥直補面積。2012年至2014年，每年春節的前幾天，甄兆忠都給我送來3萬元現金，他說是辛苦錢。我自己也知道這是虛報騙取的補貼款，因為村里也沒有其他的經濟收入。”苑憲軍到案后，對自己的犯罪行為供認不諱。

　　一朝暴露，悔之晚矣

　　甄兆忠和苑憲軍總以為自己做的事密不透風，現實讓他們失望了。

　　2014年底，商河縣檢察院接到群眾舉報，稱甄兆忠有貪污嫌疑。經檢察長批準，商河縣檢察院反貪局對該線索展開初查。初查過程中，辦案人員了解到，甄兆忠住著新建的三層小樓，剛買了新車，平時花錢也挺大手大腳，但其家庭的主要經濟來源為種植玉米、小麥等經濟作物，沒有其他收入。這引起了辦案人員的注意。

　　該案立案調查后，偵查工作一度陷入僵局。困難來自幾個方面：首先，這起案件時間跨度很長。案發前，一些村民對甄兆忠的貪污行為已經進行了數次舉報和上訪，甄兆忠聽聞消息后早有準備，毀滅了大量原始證據。而村民們的舉報大都只是猜測，有真憑實據的少之又少。其次，斜廟村的財務制度很不完善，管理方式也欠規范，導致很多犯罪痕跡難以恢復。“除此之外，甄兆忠在村里有著強大的宗族勢力，很多村民因為畏懼他的親屬打擊報復，不敢作證。”辦案檢察官回憶說。

　　商河縣檢察院反貪局在現有證據的基礎上，積極排摸線索，在短時間內抓住了復雜問題背后的關鍵。

　　因為時間太久，偵查人員只能確定上報鎮政府的土地總畝數，對涉及具體人員的土地畝數難以查清。為了確定相關人員的具體土地畝數，他們頂著三伏天的烈日去到田間地頭，拿著軟尺逐塊對土地面積進行實地測量。為保證測量結果的準確、客觀和公正，一些村民被請來擔任見證人。經過幾天的不懈努力，偵查人員終于準確計算出犯罪嫌疑人虛報的土地畝數。炎炎烈日灼傷了他們的皮膚，每個人都像脫了一層皮。村民們也被他們的敬業精神打動，打消了作證的顧慮，紛紛表示愿意作證。

　　商河縣屬于農業大縣，許多村民會選擇在農閑時外出務工，有的村民長期在外務工，將土地外包，過年過節也不回家。根據這一現實情況，偵查人員制定了詳細的取證計劃，積極與案件的關鍵證人進行聯系。對在外務工的重要證人，他們通過其居住在村里的近親屬進行聯系，確定具體地址后，再去證人務工的地方取證。按照計劃，偵查人員在短短一周時間里，先后奔赴濱州、東營、濰坊、德州、北京等地調查取證，累計行程5000多公里，取得了8名重要證人的證言，為案件順利偵破奠定了基礎。

　　面對犯罪數額認定上的困難，偵查人員犧牲周末休息時間，去信用社檔案室查找取款憑證。經過3個整天的努力，他們在取款憑證中發現了甄兆忠以17個人的名義辦理的取款憑證。按照查找出來的憑證，偵查人員委托銀行對提供的人員名單進行細致查詢，在較短時間內就初步認定了23萬余元的犯罪數額。

　　人性化執法也發揮了威力。兩次看守所提審，由于提審時間較長，耽誤了甄兆忠的吃飯時間。偵查人員在自己沒有吃飯的情況下，兩次到看守所外面給甄兆忠買飯。第二次吃完檢察官買來的飯，甄兆忠沉默了片刻，嘆了一口氣說：“你們檢察官真的都是一心想著老百姓的，看到你們這樣辦案，我很感動。算了，我就告訴你們存折的存放地點吧。我把存折放到我家偏房的糧囤里了，外面用塑料袋包著的，你們去那找找吧。”根據甄兆忠的這一供述，偵查人員從他家中偏房的糧囤里起獲了甄兆忠以他人名義辦理的存折，其中已用于套取補貼的存折有40多本，以他人名義新開但尚未使用的存折有60多本。

　　在鐵的事實和證據面前，甄兆忠如實坦白了貪污的事實。據甄兆忠交代，除了自己親自取款外，他還讓自己的兒子及兒媳取過款。根據這一供述，偵查人員再次到信用社的檔案室查詢甄兆忠兒子及兒媳的取款憑證。經過大海撈針般的翻閱，偵查人員找齊相關憑證，并再次委托銀行對有關賬戶進行查詢，**終將甄兆忠的貪污數額確定為33.5萬余元。至此，這個“小官大貪”案件終于告破。面對鐵窗中的未來，甄兆忠悔之晚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