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經營主體不盡人意

　　今年的“一號文件”強調“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其中農業經營主體的完善是重要環節。從記者在多地的調研看，三類農業新型經營主體都存在程度不一的問題。

　　當前，家庭農場面臨著與市場有效對接的問題。自2013年“一號文件”首次提出家庭農場以來，由于它能實現適度規模經濟，在農村得到了迅猛發展，不過它主要依靠家庭勞動力，在對接市場時還是困難重重。

　　記者在安徽北部看到，淮河兩岸的家庭農場比比皆是，這里每畝土地的年租金已超過1000元，這些家庭農場為了對接好市場，很多是和合作社、農業企業聯手創市場。安徽省阜南縣56歲的家庭農場主苗少金告訴記者，單個家庭的勞力有限，要把農業產業鏈上的所有環節都包下來，是不現實的。以他為例，近年來從村民手里流轉了80畝耕地種植黃梨，生產量比以前大大增加，如果僅靠他家去闖市場、賣果子，風險實在太大。現在他聯系了一批同行，采取“合作社+家庭農場”的方式，才有專門的人員跑市場，有效地降低了市場風險，提高了家庭農場收入。

　　相比家庭農場，公司化運營的農業企業雖然有專人跑市場，但卻存在兩個很難克服的問題。一方面，雇傭的農民存在“出工不出力”的現象。安徽省阜南縣農委副主任蔡明勝對記者說，由于不是種自己的地，同時農產品又不像工業產品一樣可以標準化檢驗，農民干活效率大多比一家一戶生產或家庭農場低，有些農業企業因此出現虧損。

　　另一方面，適宜耕種的土地依然是農民的“命根子”，不少農業縣土地流轉難以成規模，如陜西關中平原的扶風縣土地流轉率僅16%。從事農業管理30多年的甘肅省景泰縣農牧局經管站站長尚站新對記者說，如果把土地長時間交給農業企業，不少外流農民擔心老了回到農村后，靠一年幾百元的流轉費活得太艱辛，這種心態在耕地條件比較好、城市就業比較難的欠發達地區農村尤其常見。相比之下，以農民自己生產為基礎的合作社就沒有這樣的負面效應。

　　據了解，“合作社+”既有專人跑市場、又不影響農民的生產經營權，以合作社為紐帶的“合作社+農民”“公司+合作社+農民”已成為欠發達農村數量**多的新型經營主體。這些經營主體本應強有力地帶動農民發展，但是多數“合作社+”卻無法起到應有的作用。記者采訪發現，安徽、湖北、陜西、甘肅能有效帶動農民致富的合作社在四省均不到20%，很多縣在10%以下，像甘肅省有一個縣2482家合作社只有40家能起帶動作用。

　　農業合作社“多而不規范”

　　記者發現，“合作社+”起不到應有的帶動作用，主要是因為做不到“利益共享、風險共擔”，多數合作社像“露水夫妻”，利來則聚，利盡則散。

　　記者在中西部多個農業縣調研發現，當前的農業合作社大多數是**近10年發展起來的，無論是在山區還是平原，這些農業合作社都是“多而不規范”。如陜西深處秦嶺腹地的一個縣，目前有農業合作社128家，但是完全規范運作的一個也沒有。位于關中平原的扶風縣有農業合作社650家，運作比較規范的僅占20%。據陜西省農業廳統計，到2016年底全省共有合作社4.2萬家，其中只有2000多家是夠得上省級示范條件的規范發展的合作社。

　　目前，農村合作社有兩個明顯的特點。一是可以共富貴、不能共患難。絕大多數合作社與農民的關系黏性不強，與農民沒有建立起農產品保護價收購制度。當農產品市場比較好的時候，還能聚在一起發展，當市場滯銷時，無法做到風險共擔，就各奔東西了，社員與合作社的約束關系十分松散。

　　二是大部分合作社缺乏規范、透明的財務管理制度，只有“收入-支出”的流水賬，沒有完整的會計資料。西部一個縣農業局農經站站長對記者說，縣里的合作社沒有專業會計，包括信用社在內的金融機構都不愿意給合作社貸款，除非有信譽的機構擔保。陜西省委農工辦公布的2016年金融支農調查顯示：全省近81%的農業合作社希望得到貸款支持，但只有0.7%能獲得貸款。

　　據了解，造成上述現象的原因很多，其中**主要的因素是監管不嚴。由于沒有一個機構切實對合作社的市場退出負責，使得現有的合作社“魚龍混雜”，貌合神離的“露水夫妻”比比皆是。

　　據記者調研，當前各地對合作社的管理存在漏洞，工商部門只管注冊登記、農業部門只管認定和業務指導，誰也不管合作社的市場退出，客觀上使得合作社只有生沒有死，造成大量“空殼合作社”。陜西一個平原縣的農經站站長對記者說，該縣在工商局注冊的農業合作社有630多家，但是愿意接受農業部門指導的只有150家左右，有些合作社只是徒有其名，有的只為獲得國家的專項補貼。據記者調查估算，中西部多數省份至少有15%的合作社沒有運作過，成為“空殼合作社”。

　　由于監管不力，運作正常的合作社，不規范的地方也非常多，尤其是合作社的理事長，缺少監督后，能否按照合作社的章程辦事，完全靠自覺。近年來出現一些合作社搞非法集資事件，凸顯合作社監管的不足。據記者調查，2014年、2015年，僅陜西關中就有多家合作社理事長涉足非法集資。有一位理事長在被判刑三年后，竟嫌出獄早、擔心被社員追債，要求法院判他30年。在這些事件中，都存在相關部門的監管缺位問題。

　　部分地區探索優化“合作社+”

　　要從內部機制、外部動力兩個方面探索出能普遍適用的“利益共享、風險共擔”的合作社運作機制，湖北省宜都市、甘肅省會寧縣近年來做出了一些探索。

　　以往的“合作社+”是“兩層皮”，各方之間黏性很弱，湖北省宜都市土老憨調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創新出了“合作社+農戶”入股公司的做法，有效地使各方形成了結實的利益共同體。公司董事長陳世貴告訴《經濟參考報》記者，現在宜都市有19個生產柑橘的合作社，代表1.5萬農戶入股公司，每家農戶計600股，“合作社+農戶”既是公司的供應商，又是占公司股份12%的大股東。市場好的時候，公司給農戶分紅，去年每家農戶除了出售柑橘的收入外，還可分到三萬元紅利。市場不好的時候，公司以高于成本價50%的底價收購柑橘，保證農民基本收入。

　　陳世貴對記者說：“我這么做，既為了農民，也為了自己。不然，農戶死了，企業也會死。”現在農民把“土老憨”看成了自己的企業，積極提高生產、保證提供優質貨源。“土老憨”迅速成長起來，還將在創業板上市，農民作為原始股東，通過股票上市溢價可以再賺一筆錢。

　　在加強外部動力方面，會寧縣創新出了“政府補助+工商資本+合作社+農戶”的辦法，用財政手段有力地引導了工商資本與合作社共擔風險。會寧縣農牧局局長周發祿說，會寧縣從事馬鈴薯種植的工商資本，如果要從政府手里拿到每畝800元的補貼，必須與合作社和農民形成風險共擔機制，不管市場如何，工商資本需按高于成本的保護價收購馬鈴薯。

　　會寧六合薯業開發有限公司與七個合作社、兩萬戶農民達成保護價收購協議，去年馬鈴薯市場價每斤六毛錢時，收購價為九毛錢。公司董事長李應發告訴記者，他研究馬鈴薯市場已有20多年，但是市場風險率還是高達20%，有好幾年，用保護價收購的馬鈴薯只能賤價處理。“公司的代價是為農民抵御住了風險，收獲是得到了長期穩定的貨源，長遠看并不吃虧。”他說。

　　完善制度主導經營主體

　　探索優化“合作社+”僅是跨出了第一步，要使“合作社+”有效主導農業經營主體，需要進一步完善制度。

　　多位受訪者建議，要用監管手段對合作社實現優勝劣汰。農村基層人員強烈建議，針對合作社只有生沒有死的弊端，需由農業部門和工商部門聯合加強對合作社的監管，盡快建立合作社退出機制，如規定凡是三年沒有業務活動的合作社須注銷。對于從事非法集資的合作社，金融監管部門應和農業部門、工商部門聯手監管，一旦發現，堅決取締。人民銀行西安分行的一位處長建議，應盡快把合作社納入金融系統的信用體系中來，從根子上監管合作社的金融風險。

　　同時，要創新內部黏性機制，探索出能普遍適用的“利益共享、風險共擔”的合作社運作辦法。像宜都市土老憨調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會寧六合薯業開發有限公司能黏合農民利益的公司在各地都比較少，有受訪者建議，應在大范圍內引導各地因地制宜進行更多的探索，盡量讓農民在利益分配、農產品保護價收購方面有話語權，從而可以和合作社、農業企業一起真正實現“利益共享、風險共擔”。

　　還有受訪者提出，應加快新的制度試點，有效解決合作社融資難、人才匱乏等長期普遍存在的問題。《經濟參考報》記者在中西部調研發現，目前很多地方針對合作社長期存在的難點問題，都進行了一系列改革試點，取得了不錯的效果。如安徽潁上縣依托供銷社進行的農村合作社金融互助試點，有效地緩解了合作社的融資難。

　　此外，還需改進舊的不合適的制度，提高合作社的活力。如農業保險制度原本可以助力合作社抵御市場風險，但在實踐操作中，一些農業保險并不如人意，需要進行改革。陜西鳳縣的花椒近年來三年倒有二年收成不好，保險公司誰承保誰虧損，“鳳椒”霜凍保險業務成了某種程度上的農業補助，保險公司畏難情緒嚴重。相關人士建議，在這種情況下，需要進行農業保險的改革，如通過政府引導推動和財力支持，設立花椒巨災風險基金、再保險等，逐步構建起高效實用的農業保險體系。

　　一些業內人士還指出，應鼓勵制度創新，促進合作社發展壯大。目前，國內農業經營環境千差萬別，誰能因地制宜，在合作社利益聯結、內部管理、資本融合、組織聯動、政策扶持等方面大膽創新，有所作為，誰就能迅速發展。如湖北當陽市草埠湖鎮褚家湖糧食專業合作社，近年來創新了農戶托管經營加入合作社的辦法。農戶在交付每畝791元耕作費用后，約定一個保底產量，當實際生產低于保底產量時，由合作社補足，高于保底產量時，由合作社與農戶五五分成。這種方式一方面擴大了合作社經營土地的規模，另一方面有效地降低了經營風險，提高了農民收入。據測算，每畝耕地純年收入平均可增加2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