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之間的較量在于企業，企業之間的較量在于企業家，而農機行業的較量在于農機企業家。沒有**流的農機企業家群體，中國的農機行業在全球農機競爭中永遠達不到上游位置。

　　在一個外圍因素多變的年代，在一個各地政策不一、計劃之手干擾過甚的經營環境中，作為農機市場主體的農機企業領導若過于缺乏穩定的預期或陷入焦慮狀態、背上沉重的精神枷鎖，會給中國的農機化事業帶來巨大的戕害。

　　當前，我國農業機械行業已經進入轉型升級的階段，這意味著中國必須在未來一段時間完成轉型升級的任務，實現我國農業機械化可持續的高質量高效率的增長。與過去不同的是，整個農機行業的轉型升級、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成功要靠國內農機企業與國內企業家來完成，即由市場驅動、由市場機制配置資源。因此，國內農機企業特別是行業龍頭企業在整個農機行業的轉型升級過程中扮演著主要角色。

　　國家之間的較量在于企業，企業之間的較量在于企業家，而農機行業的較量在于農機企業家。改革開放近40年的經驗表明，企業家作用發揮好的地方，市場就活躍，經濟增長就快;企業家作用受到抵制的地方，市場就沉悶，經濟增長就慢。在我國農業機械化領域，山東的小麥機械化、玉米機械化甚至馬鈴薯機械化發展較快，就是因為當地有一大批國內農貢領軍企業存在，像雷沃、五征、巨明、時風、原山東金億、九方泰禾等;而江蘇、浙江等長三角地區的水稻機械化水平較高，也在于江浙一帶有沃得、東風、常發、星光、久富、柳林等一批在水田機械制造領域領先的企業。

　　發展農機化和農機工業的重要關鍵在于農機企業家(關鍵少數)。筆者曾在多年前說過，農機化事業發展的關鍵在于企業領軍人士和國家政策。“事為先，人為重”，投資就是投人。如果一個行業不重視農機企業家資源，這個行業就不會興旺，優秀的企業經營者可能就會改行。如是一個地方農機化發展環境差，企業家投奔異地，會帶去大量的資源，促成另一地農機工業的發展。中聯重科副總裁(原奇瑞重工總經理王金富)到安徽之后促進了安徽農機工業的發展，就是一個很明顯的例子。這也是為什么一些農機工業落后的省份，像湖北、江西、黑龍江等地也急于引入農機工業企業的重要動因。

　　隨著我國農機行業和農機化發展進入發展的攻堅期，新常態下的農機行業、農機化取得進一步突破需要新的驅動力。推進農業和農機化供給側改革，農機企業作為市場主體在激發市場活動、配置資源要素中仍將發揮極為重要的功能，企業家精神也將起到更深層次的關鍵性作用。

　　特別是，隨著新一代信息技術對傳統制造業的改造和催化，正帶來了全球制造業格局大變革、大調整，也成為發達國家實現制造業重振和發展中國家搶占產業高端的著力點。我國農機制造領域需要有創造力、有遠見的企業家。

　　在一個外圍因素多變的年代，在一個各地政策不一、計劃之手干擾過甚的經營環境中，作為農機市場的重要主體，農機企業領導過于焦慮、缺乏穩定的預期，這將給農機企業的領導人背上沉重的精神負擔，給中國的農業機化事業帶來巨大的不確定性與戕害。對于我國農機行業來說，優秀的企業家是極為稀缺的要素資源，一旦企業家群體對行業發展前景缺乏信心、選擇“用腳投票”，將會給我國農業機械事業造成更加嚴重的不利影響。

　　因此，對于國內農機行業來說，也要保護、呵護農機行業的企業家，營造良好的營商環境。在政策創設方面，在行業輿論方面，在打造行業發展環境方面，鼓勵行業企業家的積極性、創造性與能動性，促進他們企業家精神的發揮，為我國農機工業和農業機械化事業出智出力。我國農機行業的振興，需靠國內優秀的農機企業家群體。沒有**流的農機企業家群體，中國的農機行業在全球農機競爭中永遠達不到上游位置。(原刊于《當代農機》朱眼觀象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