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監復 

     （一）、農業現代化是技術、經濟、社會發展過程，而不是靠群眾運動能限期完成的政治任務 

    農業現代化的本質是經濟發展過程，而不是政治運動，不是由唯意志論決定的主觀的判斷、指令、計劃或政策，而是由影響農業現代化的各項客觀存在的技術、經濟、社會性內生變量確定的函數。農業現代化是由量變到部分質變再到質變的多階段的動態發展進程，實質上是農業技術、經濟、社會客觀發展的長周期歷史過程。因此，農業現代化的戰略決策必須遵循客觀經濟規律和自然規律。

    歷史教訓是我們的農業機械化、農業現代化戰略決策是反其道而行之，以領導人未經科學論證的有關農業機械化、農業現代化的口號、論述、講話，作為**高指示、鐵的規律，成為各級規劃、計劃的出發點和檢驗標準，限期完成全國統一的指標。20世紀60、70年代，直到1978-1979年還在堅持“1980年基本上實現農業機械化”的口號，要求全黨動員，通過群眾運動大干快上，地方為主，大辦農業機械化，全國、各省要在不到兩年的1980年底限期達到“農林牧副漁各項作業機械化程度70%以上”的技術經濟目標，主要動因是將本來是經濟運動的農業機械化錯誤地作為政治運動，“沒有權利推遲毛主席規定的期限”的“兩個凡是”思想作怪。到了1980年，農機部長不得不公開承認“1980年基本上實現農業機械化”的口號是脫離實際的，而予以放棄。但是，違反客觀經濟規律大干快上的4000個農機廠形成了分散、小規模、低效、小批量的農機工業體系，其嚴重的后遺癥表現在：直到2001年1-7月農機全行業出現虧損，是機械工業10個行業中**困難的行業。20世紀的失誤，造成了留到21世紀初期的經濟難題。但是，20世紀末期，少數確實不具備條件的地方重犯歷史錯誤，脫離實際地盲目攀比、追求“率先基本上實現農業現代化”，作為政治任務，以新的形式搞群眾運動，甚至支持村辦農機廠批量生產玉米聯合收獲機，給農民帶來經濟損失，追逐表面政績效應的后果是事倍功半或得不償失。實際上重犯70年代“1980年基本上實現農業機械化”同樣的認識論的錯誤。

    （二）、中國自然、農業、經濟、社會條件地域性差異極大的特點，要求有選擇地推進農業現代化

    農業現代化必須服從自然規律，中國自然、地理、農業條件的地域性差異極大的特點，決定中國不宜采取全國、全省一刀切、一個模式、一個指標的“全盤機械化、現代化”或“基本上實現農業機械化、農業現代化”戰略，而應采取“選擇性現代化”戰略，即逐步地因地（農業區）制宜地有選擇地推進農業現代化戰略。

    中國農業現代化需充分考慮自然條件的地域性差異，包括：緯度性差異（超過日平均10℃的有效積溫由北至南遞增）、經度性差異（瑗琿至騰沖線，年平均降水量400mm等值線將全國分為西北干旱區和東南濕潤區）、高度性差異（青藏高原為第**臺階，云貴、黃土、內蒙古高原為第二臺階及東部平原）。這三個地域性差異決定了各農業區在農村產業結構、農業產業結構和種植業結構的差異，相應地影響了勞力結構、技術結構的差異。脫離了客觀存在的自然、農業條件的地域性差異，千篇一律地以一個指標指導全國的農業機械化、農業現代化，只能遭到客觀規律的懲罰。因地制宜，從不同農業區的地區差異出發，由當地農民自愿自主地選擇農業現代化的重點、方向、步驟、方式、項目和農機系統，即選擇性現代化。作出選擇的主體不應是遠方的官員，而應是當地的投資和受益主體的農民，我們應作的是：在農民選擇的基礎上進行再選擇，創造適宜的宏觀政策環境，提供技術、信息等服務。

    同時要研究影響農業現代化的社會、經濟、文化、環境、生態等條件的地域性差異，特別是客觀存在的東中西部經濟梯度差和城郊、交通干線附近地區的經濟優勢，邊遠山區文化教育相對落后的人才競爭劣勢等。這些經濟上的地域性差異決定了實現農業機械化、農業現代化的期限不可能一致，達到的水平不可能相同。如果違反客觀經濟規律、脫離國情民意、勉強地要求全國各省同期（如1980年）達到同一個指標（農林牧副漁各項主要作業機械化程度達到70%以上），必將遭到客觀規律的懲罰。因此，推行選擇性農業現代化的空間單元應是農業區，而不是行政區。沒有必要提出全國統一的、對地區性差異未加考慮的農業現代化指標，更不宜限期強令實現或變相地攀比，爭先恐后地為機械化而機械化、為現代化而現代化，要以投入產出比、投資回收期和農民收入增加額來作**終評判標準。要允許農民、各農業區和各省地縣對農業現代化有自主選擇權和發言權。

    （三）、中國農業現代化的決策，要在定位分析的基礎上進行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

    中國農業現代化各項條件的地域性差異極大的特點，決定了作出戰略決策的前提和基礎是定位分析，而不能逆向運作：先提口號，再定指標，強令全國、各省地縣為實現脫離實際的指標建廠生產、推廣到農民、先定量，后定性，不定位。“1980年基本上實現農業機械化”一類的“大躍進”決策模式失誤的原因是非科學決策，對復雜的經濟運動作脫離客觀地理環境的單向思維和主觀判斷，不愿對水田較多的江浙、山地占90%以上的西南山區和青藏高原區別對待，不進行定位分析。以指令性指標作政治任務，代替定性分析；以“一個大隊一臺大拖拉機，一個小隊一臺小拖拉機”的定額代替定量分析，更沒有進行重要的又是必要的技術經濟分析。前些年，個別地方盲目地追求加速率先基本上實現農業現代化的熱潮中，實際上再次重復歷史上失敗的決策思想方法，重蹈覆轍，勞民傷財，無功而返。

    20多年來，中國農業區劃工作提供了農業綜合區劃與專題區劃、現代化技術措施（機械化、水利化等）區劃和主要作物區劃，為農業現代化決策的定位分析，提供了科學依據和豐富資料。中國綜合農業區劃將全國分為10個農業一級區及37個農業二級區，提出了不同農業區的地域性差異及農業現代化的不同重點、方向。各地在研究制定推進農業現代化的戰略決策時，可以應用現有的和繼續作必要補充調查的農業區劃資料，先作好定位分析，再在定位分析的基礎上進行必要的定性分析（重點、步驟、方法、速度等）和定量分析，經過充分的論證和相應的技術經濟分析，這樣提出的不同農業區選擇性農業現代化的方案就較為可行。這種方案為指導性的，具體的實施和選擇仍應將主動權交給農民。農業機械化、農業現代化達到什么水平，只是普通的經濟考核的參考指標，絕不是評價政績效應的標準，更不是脫離定位分析的各種計劃、規劃的出發點。

    （四）、作為大系統的農業現代化，是經濟巨系統的子系統的動態發展過程

    農業現代化的概念是動態的、不斷發展的，而不是靜態的停滯于某個時間階段的。農業現代化的內涵將隨著技術、經濟、社會的進步，生態環境、可持續發展、綠色產業等新思想的滲入而不斷擴充和深化。對農業現代化某個方面的單項指標（如農業機械化的機耕、機收化水平）的意義與作用不能夸大和絕對化。如隨著少耕、免耕等保護土壤的先進農業技術推廣后，機耕面積可能下降；隨著小型手扶拖拉機保有量激增，機耕面積中淺耕比重增大，實際上機耕化程度的提高，潛藏著質量下降的隱憂。同樣的機收化程度，用脫粒機機脫，和用聯合收獲機收獲，以及美國運用衛星定位系統測定谷物產量再反饋信息確定聯合收獲機的行進速度與喂入量三種機收方式，具有質的不同與技術水平的重大差距。農業現代化本身就是動態的，不斷前進的，不必作繭自縛、削足適履，要活生生的農業現代化適應自己選定的靜態的過專的指標（如農機化程度）所束縛。更不能只強調技術指標，忽視反映農業現代化的**重要指標：農業勞動生產率，而2010年前的現實是留在農業領域的勞動力的絕對數將是增長的。因此，建議認真研究，而不必過分渲染“實現”或“基本實現”農業現代化，實事求是地按十五屆三中全會公報的提法“推進農業現代化”。

農業現代化本身是復雜的系統，又是經濟、社會巨系統的子系統，因此農業現代化不可能孤立地率先實現。農業現代化要同農業商品化、專業化、區域化、合作化、社會化相應地同步發展，也不可能超前于工業現代化、科技現代化率先實現，更難于在文盲、半文盲比例很大的農村率先實現農業現代化，重要的前提是人的現代化、農民的現代化，**起碼的現實工作是農村教育普及化。教育的不平等是**大的不平等，失學農村兒童未解決的地區，怎么能率先基本上實現農業現代化？所以，農業現代化，是同社會、經濟、農業諸子系統同步發展，與工業、科技和人的現代化同步發展的動態過程。農業現代化不是一場速決戰，而是艱巨的、復雜的、痛苦的、整個歷史時期的，又是不斷進步、不斷勝利的一場持久戰。

(信息來源：中國農村研究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