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郭成林 　 2008-7-15 13:35:06　 《董事會》

　　中國民企的發展，路之艱辛，道之復雜皆可稱上冠絕全球，至今回望起來都讓無數國人倍感唏噓

　　自1978年以來，中國民營企業的發展至少經歷了四個重要的時間節點，分別是1978年的啟蒙(小崗村包干與吳仁寶，魯冠球的鄉鎮企業探索)、1992年的生長(鄧小平南巡講話所引發的創業狂潮以及產權清晰化運動)、2001年的轉折(中國加入WTO)以及2005年的新生(《非公經濟36條》的發布)。

　　脈絡一：于殘缺的體制下啟蒙

　　1978年，中國**重大的經濟事件并不是發生在城市里，而是在一個偏僻、貧窮的小鄉村。這年11月的一個夜晚，在安徽省鳳陽縣小崗生產隊的一間破草屋里，十幾個衣衫襤褸、面色蒼白的農民在昏暗油燈的幫助下簽著一張契約。他們一個個輪替著按下指印，并發誓：寧愿坐牢殺頭，也要分田到戶搞包干。這份后來存于中國革命博物館的大包干契約，被認為是中國農村改革的“第一槍”，也標志著中國社會出現了第一個對非國有資本控制的生產方式的探索。

　　同年在遙遠的彼方，華西村成為全國聞名的“農業學大寨”樣板大隊，但吳仁寶在高調學大寨的同時，卻又在其中干著另外一套。早在1969年，他就抽調20人在村里偷偷辦起了小五金廠。吳仁寶用這樣一種很特殊的方式改造他的家鄉，在華西村搞的那些小工廠卻一直在地下運轉。這些不受保護、偷偷摸摸的五金作坊成為了日后燎原中國的鄉鎮集體企業的胚胎，這正我國民營企業的第一根拐杖。

　　而在北方天津靜海縣蔡公莊的大邱莊，一個叫禹作敏的村黨支部書記在村里偷偷辦起了一家冷軋帶鋼廠。在浙江，錢塘江畔的蕭山縣，魯冠球創辦的農機廠日后改名叫了萬向節，當年它只是一個小小的鄉鎮企業，可后來卻成為了享譽國內外的萬向集團。這是我國民營企業的第二根拐杖。

　　在這里，我們似乎把到了中國民營企業的發展脈搏：它的啟蒙意識起自農村的包干，它的成長從一開始就有兩個源頭，一是華西村式的鄉村基層政權及其集體企業組織，二是魯冠球工廠式的自主創業型企業。在日后很長的時間里，吳仁寶和魯冠球都是中國鄉鎮企業**耀眼的啟明星，但是他們的起點卻相去甚遠，前者始終依托在村級政府的身體上，而后者的崛起則大半是個人創造。這種差異在一開始并不起眼，甚至在相當長的時期內，連他們自己都沒有注意到這一點，“鄉鎮企業”一直是他們共用的一個概念，直到“產權”的歸屬成為一個問題時，他們的命運才開始向不同的方向飛奔。

　　脈絡二：如瘋靡的野草般生長

　　時間轉眼來到1992年。

　　1992年，在政府的中低層官員中出現了下海經商熱，其中**為知名者，是中共元老薄一波之子、時任北京市旅游局局長的薄熙成，他于7月辭職下海，創辦了一家酒店管理公司。其他的創業者如陳東升是“92派”這個名詞的發明者，他選擇當時在國內一片空白的拍賣業，成立了嘉德拍賣公司，到了1996年，嘉德已經成長為國內首屈一指的大型拍賣公司。就在這一年，陳東升又募資創辦了泰康人壽保險公司。

　　還有太多的創業故事發生在那個不平靜的1992年，并且這一次的變革潮與1978年的那次帶有非常明顯的區別。如這次創業者中有不少是從政府官員辭職的，他們的出現代表了社會中的精英階層開始摒棄國有資本，轉而投向民營資本的懷抱；他們的快速崛起和成功宣告著民營企業作為一支能和國有企業獨立博弈的力量正式站上了歷史舞臺。雖然你可以說在十年前許多打著“鄉鎮企業”帽子的民營企業早已崛起，但在產權制度上前者迷頓而后者清晰；雖然你可以質疑他們中的許多人，其崛起的手段和路徑帶有灰色的成分，但我們仍然應該稱頌一個允許“野草”瘋靡的魅力年代，同時見證那個“民營企業元年”的華麗誕生。

　　脈絡三：在突破的喜悅中轉折

　　2001年的中國似乎一夜之間成了“大起之年”，麥肯錫年輕的合伙人比爾曼在一份他撰寫的《2001年中國新生企業調查》的報告中驚訝地指出：今年，中國市場新誕生的民營企業超過了過去五年之總和。

　　2001年，就是在這全民性的狂熱中，有三個民營企業家受到了入世的“感召”。他們覺得重大的機遇就在眼前，并認為當許多壟斷行業將對外資開放之時，自然就沒理由再對民企關閉大門。于是他們決定實行“突破”計劃。

　　第一個人是著名的農業大王劉永好。2001年5月，他宣布持有民生銀行7.98%的股份，成為第一大股東。這在當時轟動全國，因為自改革開放以來國家的經濟政策永遠是限制民營企業的，特別是在金融業上；第二個人則是一直默默無名的吳鷹，他帶著自己的小靈通利用國有壟斷企業內部的戰爭一舉入世，不僅存活了下來，而且還狠狠地分了一大杯羹；第三個值得記憶的人是李書福，在2001年到來的時候，這個外表絕對草根的企業家意外地拿到了第一張民營企業造車的許可證。這年11月9日，國家經貿委發布了第六批《車輛生產企業及產品公告》，一款名為“吉利JL6360”的陌生車型赫然在榜。在共和國的汽車史上，這還是破天荒的頭一遭。

　　三件極有寓意的商業事件告訴我們，2001年不是一個平凡的年度。這一年，隨著我們進入了世貿組織，曾有無數的劉永好們，吳鷹們和李書福們歡欣鼓舞的認為中國的入世將帶給自己更規范的市場環境，更熱絡的經濟格局，讓他們能“突破”桎梏，放手與國營企業、外資企業同臺競爭。而如今，7年光陰飛逝，劉永好的“巧妙入股”已然成為了歷史的絕唱，諷刺的是在2004年啟動的四大國有銀行改制上市中更清一色地選擇外資作為戰略伙伴，將本國的民營資本棄如敝履；同時，吳鷹這只展翅高飛的雄鷹在盤旋于壟斷利益上空不足三年后便折翼而落；剩下剛剛突圍的李書福駕駛著他心愛的吉利車在一群外資的內外包夾中艱苦轉型！

　　脈絡四：經危難的時代后新生

　　在入世的三年之后，我們看到了許多民企的集中崩潰。

　　從2004年年初伊始，國務院明確要求對鋼鐵、電解鋁、水泥三大行業進行清理檢查，與此同時，對房地產進行高調整治，3月到5月之間，國家推出了一系列嚴厲的調控措施，包括：控制貨幣發行量和貸款規模；嚴格土地管理，堅決制止亂占耕地；認真清理和整頓在建和新建的項目等等。

　　在房地產行業，那些對政策風險防范較少的企業出現了資金危機，其中天津順馳是**大的失敗者；尤其富有意義的是一個號稱擁有1200億元資產的“中國**大民營企業”德隆集團，這是一家駐地新疆，實業做得非常好的企業，但由于政策導致的融資難問題，它轉而向資本市場伸出黑手，并**終于2004年崩潰。

　　除此之外，還有四川托普、科龍電器也都紛紛坍塌于2004年前后，那一年，幾乎所有踮著腳踏入國有壟斷行業的民企都遭受了潰敗。然而歷史總是出人意料的戲劇性，誰能想象沉到谷底的中國民營企業馬上便迎來了一生中**大的轉機。

　　2005年的2月25日，《非公經濟36條》文件出臺，《關于鼓勵支持和引導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若干意見》是這份文件的全稱，這是中國建國50年來第一個關于促進非公經濟發展的系統性政策文件。雖然在文件發布三年后的今天，民營企業依然遭遇到了很多問題，包括宏觀調控中的資金鏈條脆弱，包括進入壁壘下的投資結構失衡，包括民營企業家的生存困境等等，但這些很大程度上都是因為對文件沒有貫徹執行所導致的。

　　2005年至2008年以來中國民企的生存狀況有所改善，盡管步履很緩慢，但這是不容否認的事實。在一些曾經壁壘森嚴的行業中，我們也看到了民營企業影影綽綽的身形，如航空業中東星和春秋的成功，如上海地區一部分公用事業對民企的外包，也如2007年深圳地區的銀行放寬對中小企業的應收賬款可抵押融資的門檻。

　　坎坷的歷史演進至此，我們才看到了今天一個鮮活豐滿的民企群落。30年來，他們仿佛一只逐漸被壓扁的皮球，經歷過磨難而活下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