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大一統既是傳統治理的前提也是目的，地方主官由中央選任，是實現大一統國家的客觀要求。

從秦到清兩千多年的吏治發展中，地方官員的選任制度不斷演變，但有一點始終未變，那就是地方主官一律由中央任免。秦始皇結束封建割據的局面，海內一統，地方設置為郡、縣兩級，郡、縣主印官郡守和縣令都由中央任免，成為定制，以后歷代盡管行政區劃不斷調整，地方官權力也時有伸縮，但地方主官一直由中央任命。之所以有這樣的制度安排，主要有以下幾點原因：

其一，大一統政權的建立必須有一個穩固的中央，有一套由中央統一安排的人事組織體系。中國的特點是民族眾多，地域遼闊，區域間的差別較大，給大一統的實現帶來挑戰；但如果不實現大一統，四方割據，各自為政，就會使整個國家陷入殺伐爭奪、混亂黑暗的災難之中。要想保證大一統的政治體制穩定，關鍵問題，是要有一個穩固的中央政權體系，在用人上，要由中央統籌安排，特別是作為執政根基的地方政權，其人事任免要由中央掌握。

其二，大一統的維護，要由中央的權威宏觀調控，避免陷入地方性。從漢代起就有地方官員任職回避的限制，就是說本郡縣的人不能在本地為官，一方面是防止本族本親的地方勢力坐大，利用國家政權合法施暴；另一方面也為了避免各地方之間相互隔絕，不能很好的融合，陷入狹隘的地方性。為了增強不同區域間的融合、交流和發展，保證大一統的局面得以維持，就要推行全國范圍內選才，異地為官的制度，而這一制度只有在中央的宏觀調控下才能得以實現。

其三，大一統政權的存在，要求國家權力能有效制約地方勢力。地方官是國家權力的代表，是政令下達和民情上達的關鍵環節，必須脫離地方豪強勢力，并對其進行制約。中國古代的基層組織往往是在血緣和地緣結合的情況下建立的，人們依靠土地為生，很少遷徙，鄉里組織從結構上講一般比較穩定，地方豪強容易坐大。如漢代就有“寧負二千石（郡守），無負豪大家”之說。鄉間豪族勢力如不加控制，往往猖狂：兼并土地、蔭庇人口、收養私從，當社會發生動蕩時就會由患而生亂，與國家利益發生直接的沖突。所以，古代治理中十分強調慎選臨民官，一方面是考慮到要對民眾進行善治，另一方面就是要加大對地方豪族勢力的控制。

其次，中央權威的樹立是社會穩定的保證，中央掌握人事權，收回地方自辟僚屬的權力，統一官制。

秦漢地方長官可以自辟僚屬，實際上是將地方的部分用人權交給了地方主官。地方主官可以在所管轄的區域內選官，雖然還要經過考試，達到一定的標準，但由于是“自辟”，權力大，很容易使地方主官用自己的親信組成官府體系，當地方割據時，就成為脫離于中央的職能機構。漢代的削藩、魏晉南北朝的戰亂，都是因為地方權力太大，關鍵是地方有用人權，所用都是自己的人，中央是天高皇帝遠的虛制，地方則是現用現管的實利，中央權威受到威脅。

從文官管理制度的角度講，秦漢地方可以自辟僚屬，選用之官雖然屬于中央官制系列，但與地方官有更強的依附關系，出現管理的“雙軌制”，政行兩端，中央對地方的控制力減弱。隋朝時，中央收回地方自辟僚屬的權力，統一了官制。可以說在地方官的選任上，古代社會至隋朝才開始走上中央集權的道路。隋朝推行了兩項制度，使中央集權得到徹底加強。一是，科舉制取代九品中正制，中央用制度化的標準選拔人才，地方大族不能再操縱選舉；二是，取消州郡地方官自辟僚屬權，由中央在選官后統一任命，升遷黜免依憑于中央統一考核。

用科舉制度在全國范圍內選官，繼以銓選制度量能授官，再以考核制度評定政績以供進退黜免，完善了統一的文官管理，既保障了中央的權威，又穩定了地方的秩序。

再次，制度化的選官標準，為實現長治久安的政治理想，提供了高素質的地方官隊伍。從歷史上看，地方官員的選拔，如果沒有具體的、可執行的標準，就會被人為的好惡親疏所左右，所以，傳統治理的經驗是選官標準明確化和制度化。憑借個人情感的選擇往往是非理性的，容易出錯和不穩定的；而制度化的標準則是理性的、公正的和穩定的。

如果人事選舉不能公開進行，就會形成集團利益，進而使人事權不歸于公門，而落入私家之手，必然會導致徇私舞弊，弄虛作假的人事混亂。隋唐發展起來的科舉制度，則以統一的、客觀的、制度化的標準，開放了政權，廣泛吸收了人才。統一的測試標準為天下所有讀書人提供了一個博取功名、進入仕途的機會，也為國家**大限度的制度化吸收人才搭建起一個平臺。此外，全國集中考試，降低了政府在人才選拔上的成本。通過集中考試，以制度化的形式使社會精英在同一時間內以**大的可能聚集在一起，以供拔擢，實現**有效的制度化選才。唐太宗李世民在玄武門上看到士人成群結隊地進入考場，興奮地說“天下英雄盡入吾彀中矣”，公開選拔，廣用賢能，也是曠古盛世之所以能在唐朝出現的關鍵。

                                                   文章摘自372期《學習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