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湖南湘潭，62歲的申傳宗（化名）在端午過后把自家稻田插秧了。家里的獨子很爭氣，考上了大學，畢業后留在北京工作，家里只剩下老兩口。隨著年歲的增長，田里的活越來越力不從心。4年前，老申把兩季稻改成了一季稻，這一季的水稻剛好夠家里一年的口糧。

　　村子里像老申這樣一年只種一季稻子的，還有十幾戶人家。另外十幾戶人家，因為舉家進城務工，田地徹底撂荒。

　　在黑龍江綏芬河，自5月22日公路口岸首次受理進口俄羅斯“非種用玉米”以來，玉米進口量居高不下。截至6月10日，已受理進口玉米報檢38批918.5噸，貨值18.37萬美元。

　　在江蘇江陰，一批裝載于46個集裝箱內的丹麥大麥順利抵達蘇南國際集裝箱碼頭，這是中丹兩國簽署《關于丹麥大麥輸往中國植物檢疫要求議定書》后，江陰口岸首次進口丹麥大麥，也是江蘇乃至華東地區首次進口丹麥大麥。

　　在北京，國家統計局發布，2013年我國糧食生產實現了“十連增”，糧食產量超過6億噸，突破了歷史**高水平。同時發布的統計數據顯示，去年我國進口大豆6338萬噸，但是國內大豆產量僅有1200萬噸，對外依存度高達80%以上。進口大豆的數量在過去13年間翻了6倍。

　　還是北京，2013年12月，在先后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反復強調：“中國人的飯碗任何時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我們的飯碗應該主要裝中國糧。”而這一連串激增的糧食進口量和兩季稻變一季稻的隱性減產，考驗的恰恰正是“國人飯碗”。

　　不可接受的87%

　　1996年，我國官方公布《中國的糧食問題》白皮書，首次提出糧食自給率要達到95%以上。2008年，《國家糧食安全中長期規劃綱要（2008~2020年）》再次確認糧食自給率要穩定在95%以上。

　　然而，今年5月25日，農業部農村經濟體制與經營管理司司長張紅宇在中歐商學院“第三屆中國國際農商高峰論壇”上透露：“我們的糧食自給率已經跌到了87%，全部農產品的自給率差不多是70%左右，30%左右是需要通過國際市場來調節的。”

　　人們通常會用“糧食自給率”（即糧食產量占當年消費量的比重）來衡量一個國家的糧食安全水平。一般認為，“糧食自給率”在100%以上是完全自給；在95%至100%之間屬于基本自給；在90%至95%之間，是可以接受的水平。

　　中央農村政策相關負責人說，我國進口農業產品折抵耕地已接近6億畝，是18億畝“紅線”的1/3。如果此說成立，則中國農業進口約占國內消費量的1/4。由此可見，我國糧食安全面臨巨大挑戰。

　　如果說毛澤東時代的“深挖洞，廣積糧”，是當時對國際形勢的估計過于嚴重，是為了“備戰、備荒、為人民”，那么，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的經典名言：“你控制了石油，就控制了所有的國家；控制了糧食，就控制了人類。”則直白地坦露了美國人的雄心和野心。中國古人所謂的“洪范八政，食為政首”“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無農不穩，無糧不安”，無一不在闡釋著糧食對于國家安全的至關重要。

　　不可收拾的舊河山

　　今年4月，湖南衡陽再現鎘含量超標大米，超標**嚴重的稻米樣本中的鎘含量超過國家標準近21倍。此前就不斷被曝大米重金屬超標的湖南，再一次陷入“鎘米危機”。

　　去年的湖南“鎘大米”事件曝光后，不僅使湖南米價一路走低，而且還使整個南方地區不幸“躺槍”。記者就曾聽到有傳言稱，吃米不能吃長江以南的米。這當然是危言聳聽，但全國土壤環境狀況總體堪憂，部分地區土壤污染嚴重，卻是不爭的事實。

　　也恰恰是在這個4月，環境保護部和國土資源部聯合發布了全國土壤污染狀況調查公報。調查結果顯示，南方土壤污染重于北方，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東北老工業基地等部分區域土壤污染問題較為突出，西南、中南地區土壤重金屬超標范圍較大；鎘、汞、砷、鉛4種無機污染物含量分布呈現從西北到東南、從東北到西南方向逐漸升高的態勢。

　　中國人民大學5月發布的一項報告稱，通過對我國27個省份的監查，共監測了農田、菜地、養殖場周邊、企業周邊、污灌區、垃圾場周邊等6種土地利用類型的507個土壤樣品，污染超標率在11.1%到42.6%之間。

　　“我們有5000萬畝左右的耕地受到中重度污染，華北的土地基本都受到了污染。”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副院長孔祥智說。

　　北京智云達科技有限公司總經理桑黎川向《中國周刊》記者坦言，這種情況始于上世紀70年代末，改革開放帶來了經濟騰飛，但對環境沒有給予應有的重視和保護。

　　“這三十多年欠下的環境債，恐怕需要幾代人來償還。”他說。

　　桑黎川介紹說，土壤不像大氣污染和水污染通常都比較直觀，通過感官就能察覺。土壤污染往往要通過土壤樣品分析、農作物檢測、人畜健康的影響研究才能確定，從產生到發現危害所需時間較長。

　　而且，土壤污染具有累積性，污染物容易在土壤中不斷累積。土壤性質差異較大，污染物在土壤中遷移慢，導致污染物分布不均勻，空間變異性較大。加之重金屬難以降解，其對土壤的污染基本上是一個不可完全逆轉的過程。

　　“如果未來出現糧食危機，很有可能是生態危機造成的。”中國化工信息中心化肥部主任陳麗如是說。

　　不可不知的真菌毒素

　　2014年5月19日，素有業界“奧林匹克”之稱的國際真菌毒素大會在中國召開，中國農業科學院黨組書記陳萌山在會上指出，在我國，由于農戶個體種植、貯藏方式以及長江流域和華南地區高溫高濕天氣的影響、消費習慣的影響，農產品受真菌毒素污染危害更為嚴重。

　　擔任此次大會主席的農科院加工所研究員劉陽透露，真菌毒素超標已成為我國農產品出口歐盟的**大阻礙。2001年至2011年的10年間，受真菌毒素污染的影響，我國出口歐盟食品違例事件達2559起，其中真菌毒素超標占28.6%，遠高于公眾熟知的重金屬、食品添加劑、農業殘留等因素。

　　北京智云達科技有限公司的沈晗在參加了此次大會之后接受了《中國周刊》的采訪。他告訴記者，真菌毒素對于公眾而言是個不太熟悉的概念。實際上，這種具有強毒性和致癌性的真菌代謝物，已經滲透到幾乎所有種類的食用和飼用農產品中。

　　肉眼看不見的真菌毒素，比顯性的霉變要量大、面廣得多，而且具有隱蔽性強、潛伏期長的特性。特別是近年來受氣候變化影響，污染面正從南向北擴大。

　　根據國家糧食局不完全統計，每年真菌毒素污染造成的糧食損失占糧食總產量的6.2%，相當于為保證國家糧食安全所需糧食增量的6倍多。而糧油產品真菌毒素污染導致的應急搶救和醫療、善后撫恤、畜禽因病死亡、病畜銷毀處理等間接損失更大。

　　資料顯示，真菌毒素是真菌產生的次生代謝產物，主要包括黃曲霉毒素、鐮刀菌毒素等。**早在11世紀歐洲圣像畫中就有關于真菌毒素引起中毒的描述。直到1960年英國10萬多只火雞因食用黃曲霉毒素污染的飼料而死亡的事件發生后，真菌毒素才被人們重新認識。

　　由于真菌毒素危害性的加重，世界上100多個國家或地區制定了相應的限量標準和法規，其限量標準值不斷降低。

　　據聯合國糧食與農業組織統計，目前全球25%的糧油作物受到真菌毒素的污染，而我國每年因真菌毒素污染造成的糧油損失累計約3100萬噸，其中儲藏期損失約2100萬噸，占總損失的67%，造成糧油產品的直接經濟損失高達680~850億元。

　　真菌污染不僅造成作物產量損失，更對人畜健康造成威脅。以鐮刀菌毒素為例，它可以通過抑制DNA、RNA和蛋白的合成，以及對線粒體功能、細胞分裂和膜功能的抑制，對免疫產生抑制作用，引起人和動物的急性和慢性中毒。1991年，安徽就有人因食用鐮刀菌毒素污染的小麥面粉而發生急性中毒事件。

　　如今，菌毒素防控已成為中國農產品質量安全監管的“重中之重”。

　　不可小覷的各種浪費

　　6月下旬的北方農村，夏收已近尾聲。每當收獲的季節，在各地的鄉村公路上隨處可見農民晾曬的糧食，連記者都覺得這已是司空見慣的尋常事。但在余曉東眼里，這樣晾曬的糧食簡直就是“毒藥”。

　　畢業于中國農業大學的余曉東，雖然轉行已多年，但對農業、對糧食依舊關注。他向記者介紹說，由于柏油路的主要成分是黑色瀝青，瀝青中含有多環芳烴類物質（瀝青有煤焦瀝青及石油瀝青兩種，煤焦瀝青中多環芳烴類物質的含量更為明顯），而多環芳烴類物質多數都具有致癌性，其中**厲害的就是“3，4-苯并芘”，其毒性遠超二惡英。在瀝青路面上暴曬過的糧食，比在普通曬場上晾曬的糧食，各種有害物質高出12倍以上。尤其是柏油路上翻曬過的油菜籽榨出的油中含量**高，可高出100多倍，人、畜食用后極易致癌。

　　除此之外，柏油路曬糧，損失糧食也頗多。由于車輛來回碾壓、車胎上柏油的粘帶和路面柏油的擠粘等，柏油路上曬糧的糧食損失率約可達到5%至7%左右。

　　據國家糧食局資料顯示，我國內地每年糧食產后損失超過1000億斤，占全國糧食總產量的9%以上，相當于1.45億畝糧田產量，比全國第**產糧大省黑龍江省一年的產量還要多。產后損失包括：每年農戶儲糧環節由蟲霉鼠雀造成的損失超過400億斤；糧油加工環節因過度加工損失100億斤以上；糧食儲運環節損失約100億斤；餐飲消費環節浪費在400億斤以上。

　　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糧食在到達居民餐桌前的加工環節中，損耗量也極為驚人，只不過比較隱性。50歲以上的北京人都還記得，他們小時候常吃的面粉是“85標準粉”，過年才能吃到“70富強粉”，也就是說，100斤小麥能加工成85斤或70斤面粉，而現在市面上有很多“60粉”，甚至“40粉”“30粉”。雖說是“食不厭精”，但這種因片面追求“色香味”的過度加工，不僅造成極大的損耗浪費，營養成分也會流失甚多。

　　不可企及的大農業

　　面對如此嚴峻的糧食問題，“糧食危機”“糧荒”等詞匯屢見報端。2014年2月13日，國際農業生物技術應用服務組織(ISAAA)在京發布報告。ISAAA主席Paul.P.S.Teng指出，2010~2050年間，亞洲城市人口將增加90%，而亞洲耕地僅為全球的34%，水資源為全球的30%，農作物增產的速度是跟不上的。

　　美國斯坦福大學生物科學系教授埃利希的論調就更加令人驚悚。他和美國生態學家托拜厄斯合著新書《地球的希望》，探討地球因人口急增而面臨的危機。埃利希在接受美國傳媒訪問時指出，全球目前有約10億人受饑荒困擾，在未來45年里全球人口將增加25億，預計地球將爆發“糧食戰爭”。

　　糧食是不是真到了“**危機的時候”？曾經就職于一家全球**大種子公司的江川（應采訪對象要求而采用化名），對《中國周刊》記者表達了他與眾不同的觀點。他說，美國目前農業人口不到全國人口的2%，農業產值卻居世界首位，是世界上**大的糧食出口國，其中玉米的出口量占世界市場的一半。盡管美國的農民也有老齡化的問題，并且一直呈上升趨勢，但美國農業依舊具有強大的生產力，農業發展并不存在后繼乏人的情況。

　　究其原因，一是美國大農場規模化的生產，平均每戶農民的土地規模在3000畝以上，二是農業生產的盈利性從根本上保證了農業的吸引力。一個全職農民年收入基本都在8到10萬美元以上，如果土地面積大的話，有些農民可能會達到50萬美元。如今，美國的農民家庭年收入已經達到中產階級的水平，比一般的城市居民平均收入水平要高。

　　而在我國，農民沒有種糧積極性。進城務工一天就能掙個三四百元，但老老實實在家種地，不但掙不著錢，連生存都有可能很困難。這是現在廣大農村土地撂荒的重要原因之一。

　　但江川卻對此不以為然。他認為，如果真的有一天農民都不種地了，“你放心，一定會有人來種的，會有資本介入，會有風投進來。”

　　他說：“也許我們做不到美國那樣的大農業，但只要形成了規模化、集約化、機械化，運用科技手段提高單產，并且在糧食產后科學地減損，糧食增產尚有巨大的空間。”

　　在江川眼里，糧食沒有“危”，“機”卻有不少。而實際上，這幾年來已經有很多的國內資本不約而同地“盯”上了農業，以央視為代表的很多主流媒體將他們稱為“新農人”